简介：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因而其理论活动便不可避免的会具有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性质，同时，对于一种哲学来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双重功能，由于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复杂性，很可能会在二者之间会出现不一致性。因此之故，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在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那里，有着特别典型的体现。就当时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决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因而又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乎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推而广之，对于任何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人来说，如果他既要正确地行动，同时又要掌握群众去行动，则其若要成功，必定需要两种哲学，一种用于掌握群众，另一种则用于正确地行动。这样，这种两种哲学的视野便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分析任何政治实践中的不同理论倾向及其间的张力问题。进而，对于一个行动着的理论家或者说对于一个需要理论指导和凝聚人心的政治集团来说，分别适应于正确行动和掌握群众的两种哲学的并存也表明，要想掌握群众，或许用一种理论上彻底的外来哲学理论便可，但要想成功地行动，或者说发展一种能够成功的行动的哲学，却必得借助于传统思维方式方有可能奏效。

简介：<正>当前,机械工业还继续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有的人对它逐渐失去了信心和兴趣甚至怀疑机械工业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是不是属于“夕阳工业”。前段时间,社会上也有一种倾向,认为机械工业本大、利微、投资回收期长,所以对机械工业的投入不够重

简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克罗茨纳赫笔记》被统称为马克思的“克罗茨纳赫时期”的作品。对两者关系的讨论构成克罗茨纳赫时期研究的重心。对此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已广为学界所接受的苏联学者尼拉宾的“交叉说”,即《克罗茨纳赫笔记》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创作之中;二是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2卷(MEGA^②I/2)编者的推论,即《克罗茨纳赫笔记》可能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在MEGA^②I/2卷文献学推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确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之间,这一文献学事实对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完成研究主题由政治国家批判向市民社会批判的转向,及其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到了支撑作用。

简介：在当下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中，“物象化”和“物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说明其真实含义，对“物象”和“物”的探讨十分必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史语境，“物象”在财产关系中与“人格”相对应；虽然“物”本身有不同层次的用法，但从根本上延续了理论划界的作用。然而，从本文证据和逻辑分析出发，无论是“物象化”还是“物化”都尚不足以构成对马克思哲学方法的科学界定。

简介：毛泽东与文艺知识分子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大众意识的强调与文艺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与文艺知识分子的艺术性追求、思想改造与文艺知识分子的自由心性三个方面的冲突和对立。毛泽东和文艺知识分子常常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东西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这正是造成毛泽东时代文艺领域悲剧的深层原因。

简介：<正>一、知识经济的涵义所谓知识经济,按OECO《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1996)报告中的定义,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合作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这里所说的知识,是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其中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是最重要的部分.为了有利于经济分析,这里的知识可分为四种类型:知道是什么的

简介：<正>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把精神激励与利益激励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重视精神激励,批判一手软一手硬的倾向,另一方面重视利益激励,并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利益激励机制的理论。一、明确奋斗目标,引导群众为自身利益而奋斗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

简介：●私有制是腐败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商品经济其本性与腐败现象不相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克服腐败现象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腐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简介：N．哈特曼的价值柏拉图主义是由价值本质论、关系论、发现论、理想论、原则论等观点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范式。如果说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概念与理念处于一种杂合不分的混沌状态，休谟、叔本华等不满于此状态而试图对其作出明晰的区分，那么这些观点显示哈特曼既欲明晰鸿沟又要弥合鸿沟的理论创意。立基于价值柏拉图主义和价值绝对主义．又摆向价值自然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显示了哈特曼价值论乃至整个价值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困境及摆脱困境的理论努力。

简介：<正>文化哲学是当代研究文化问题的重要课题之一。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的本质、文化与历史、社会的关系,各种文化的冲突、交流、比较,文化与宗教、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以及文化与哲学本身的关系等。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已经由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此届大会“具有一个极为广泛和普遍的议题——哲学和文化。科学技术问题已

简介：<正>以前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执教,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约翰·科阿曾这样告诫他的学生和客户:“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由权力社会向知识社会、由等级社会向网络社会、由喝脱脂奶的社会向喝2%脱脂奶社会转变的时代,你必须毫不怜惜地抛弃各种妨碍创造性的因素:标准的运作程序、礼仪、行为准则、限制性的品牌形象和对以往成功满怀崇敬的记忆”.事实上,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革命已向人们展示了比以往更丰富、更广泛的生活空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加速了社会文明的进程,使我们不得不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生存境遇之中.全新的生存境遇需要全新的生存战略来应付,这是“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最基本的挑战.

简介：宋代道学家于儒家的精神和价值传承有着较为明确的道统观。杨时自29岁问道程颢就确立了一以贯之的道统观,认定儒家有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颢（程颐）＂的道统体系。即三代有圣王授受,《六经》为这一授受的记载;三代以降至秦,有孔孟宗传,与之相应有＂四书＂的传承接续;孟子而后,程颢（程颐）接续孔孟得儒家圣人之道而传,二程的同道张载和邵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道、传道。杨时的道统观是人物谱系、经典体系、学说的统一。其承程颐、启朱子,既推动了道学的广泛传播,又因学术与政治的纠缠,有排斥异己的流弊。

简介：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简介：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锦全先生是我国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为庆贺其十八寿辰，去年本刊第4期曾刊发《思想史的“两重性”探求及意义衍生——李锦全先生对中国思想史本质的诠释》。今年6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和创新暨庆贺李锦全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本刊现特发李锦全先生此文，以飨读者。

简介：明代心学是批判程朱理学的产物。不但心学的建构是与书院密切关联的，而且面对官方的禁学，心学的代表人物及其门人纷纷创建、修复书院以传播心学，使心学成为明代的显学。为解决书院研究、传播心学与教授科举应试知识的矛盾，心学家主张将书院应试教育与传播心学结合起来，二者互为表里，使书院在研究、传播心学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简介：<正>关于思维心理的本质问题,一向是心理学和哲学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心理学还是哲学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仍处在研究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和公认的见解。正是这点促使笔者十分关注思维问题,现将管见陈述如下。

简介：遵循以生言性的路径,《荀子》以情欲为人性之本,将人性论与形而上相剥离。由于人的欲望具有共同性,在欲多物寡的情况下,人性之＂恶端＂必然勃发。＂恶端＂是客观的,但它不是＂原罪＂,也不是人性中的一个部分或因素,而是一种诱因,一种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的必然趋势。《荀子》由自然性的性伪分导出社会性的性伪合,再由性伪合而申礼治,其人性论的实质是性有恶端可化论。在《荀子》,化性起伪的＂化＂不是改变而是教化之意,性伪合依旧立足于性伪分。

简介：文章讨论先秦诸子关于服饰问题的争论。在儒、道、墨三家特定的服饰背后，包含着一整套的观念系统。穿着本身，成为一种姿态，一种体现其学术宗旨的象征。

简介：

简介：本文针对西方“毛泽东学”的一些学者夸大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说成是“儒学化”的观点，着重通过对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吸收和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分析，揭示了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夸大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夸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创性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异性，实际上是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也就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开放的体系，从而也就降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