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悲愤出诗人”是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的亮点、焦点及重点。但也远非全部。纪昀就反对寄托发愤,同时也反对阿谀吹捧,他实际上是在张扬“第三种态度”,即：理性客观、不持立场、就事论事。这是对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纠偏和补空。在笔记小说的题材内容方面,纪昀偏爱考据真实,排斥想象虚构,这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务实民族心理倾向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也是重经史子、轻文艺的文论背景下的一种文体策略。这种策略也常以“余事为文”的面目出现。余事为文不仅不妨碍文学,反而比文学自觉更能促进优秀文学的出现。至于简淡之美,既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偏嗜,也是纪昀个人偏好,更是笔记小说文体的体制规范的内在要求。
出版日期
2016年06月16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