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新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新医改)前后中国省级层面疾病预防控制(疾控)人员数量的时间变化趋势。方法提取整理2002—2018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疾控人员数量数据,利用Stata/SE 15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和间断时间序列分析。结果东部、中部地区疾控人员数量和每万人口疾控人员数量配置的降低趋势在新医改实施后进一步加大,但西部地区人员数量由改革前的降低趋势变为改革后的增长趋势且每万人口数量配置降幅减小。在调整省级和时间固定效应后,间断时间序列分析显示,改革前,中部地区疾控人员数量呈下降趋势(P=0.012);改革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疾控人员数量变化无统计学意义。结论新医改后省级层面疾控人员数量和每万人口人员配置的下降趋势并未得到改善,应进一步制定针对性的改革策略扭转疾控人员数量的持续减少,并体现地区差异性。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我国疾病预防控制(疾控)体系代表性结构质量指标的政策目标实现情况和2002—2018年实际变化情况。方法梳理国家政策中与疾控体系结构质量相关且可量化的政策目标(包括疾控人员数量、本科学历占比和工作环境);提取卫生统计年鉴2002—2018年资金投入、人力资源和工作环境等代表性结构质量指标数据,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既定政策目标实现不足。疾控机构人员数量持续低于2015年每万常住人口1.75人的政策目标值,2012年应达到的本科学历人员目标占比推迟至2016年实现,人均建筑面积基本达到2009年建设标准。2002—2018年不同级别疾控机构财政补助收入占比、人均人员经费支出、人员数量等指标变化差异较大,以县属疾控机构发展最为受限。结论应从国家层面加强对疾控机构(尤其是县属疾控机构)资金投入、人力资源和工作环境相关政策目标的合理设定,逐步建立以政策目标为导向的疾控体系结构质量提升策略。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2000—2020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相关政策文本,为未来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政策优化提供依据。方法以“疾病预防控制”“疾控机构”“疾控体系”“防疫”为关键词检索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官方网站,并基于政策工具法,对纳入政策文本进行主题框架分析和内容分析。结果共纳入37份政策文件,以单一政策工具类型应用最为常见(81.1%),其中,以能力建设类工具为最多(32.4%),其次为命令性工具(21.6%)和激励性工具(13.5%),系统变革工具(8.1%)和象征与劝告工具应用较少(5.4%)。政策主题以人事制度(15.2%)和体系建设主题内容最多(15.2%),人才建设次之(13.0%),信息化建设最少(2.2%)。结论在未来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相关政策制定中,政府应注意加强激励性工具、象征与劝告工具等多种政策工具的应用,以进一步激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内在发展动力。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对肿瘤防治知识的需求情况、获取途径及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32 257名,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 524、8 016、2 289、6 428名。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肿瘤防治知识需求情况、获取途径及影响其态度的原因等资料。以χ2检验分析不同特征研究对象肿瘤预防知识需求率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肿瘤防治知识的相关因素。结果研究对象整体对肿瘤防治知识的需求率为79.5%,在肿瘤患病的诱因、症状表现、诊断方法防治知识方面,职业人群的需求率最高(P值均<0.001),分别为66.8%、71.0%、20.8%,在治疗方法和治疗费用防治知识方面,现患癌症患者的需求率最高,分别为45.9%和21.9%。肿瘤防治知识获取途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广播或电视(69.5%)""书报、海报或宣传册(44.7%)"和"家人朋友(33.8%)"。与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未婚/同居/离婚/丧偶及其他、2014年家庭年收入<2.0万元人民币、东部地区、未被诊断过癌症、自评有患癌风险人群相比,企业人员/工人、已婚、2014年家庭年收入6.0万~14.9万元、中部地区、患有癌症、自评不清楚自身是否有患癌风险的人群对肿瘤防治知识需求意愿相对较高(P值均<0.05)。结论2015—2017年我国城市居民肿瘤防治知识需求率较高,肿瘤防治知识主要获取途径为广播或电视;职业、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区域、健康状态、患病风险是肿瘤防治需求情况的主要相关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我国城市居民肿瘤防治健康素养现况,并探讨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纳入32 257名研究对象,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 524、8 016、2 289、6 428名。对肿瘤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防治知识需求等态度和意识方面的健康素养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不同人群健康素养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居民肿瘤防治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我国城市居民的肿瘤防治健康素养水平为56.97%;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和职业人群的肿瘤防治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55.01%、59.08%、61.99%、57.31%(P<0.001)。与≤39岁人群、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已婚、东部地区、自评无患癌风险人群相比,50~69岁、其他职业、非在婚、中西部地区、患癌风险自评不清楚者肿瘤防治健康素养水平较低(P<0.05);与男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及社区居民相比,女性、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人群、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和职业人群的肿瘤防治健康素养水平均较高(P<0.05)。结论我国城市居民肿瘤防治意识角度的健康素养水平较高,但仍有可提升空间;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地区、婚姻状况、患癌风险自评、人群分类等是肿瘤防治健康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男性、50~69岁、低文化程度、中西部地区、不清楚患癌风险、无特定环境接触肿瘤防治知识及相关危险因素的人群是肿瘤防治健康素养应重点干预的人群。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中国城市居民肿瘤早治疗意识及其人口学、社会学等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纳入32 257名研究对象,其中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 524、8 016、2 289、6 428名。调查问卷收集个人信息、肿瘤早治疗态度及影响其态度的原因等信息。比较不同组别早治疗态度构成比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肿瘤早治疗态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假设本人被确诊为癌前病变/癌症,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和职业人群选择积极治疗者分别占89.97%、91.84%、93.00%和91.52%(P<0.001);假设直系亲属被确诊为癌前病变/癌症,4组人群选择鼓励亲属早期治疗者分别占91.96%、91.94%、92.44%、91.55%(P<0.001)。公司职员、家庭年收入4万元及以上者、其他3个亚组人群选择积极治疗意愿相对较高(P<0.05);男性、丧偶、无业人员、中西部地区的受访者积极治疗的意愿较低(P<0.05)。结论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肿瘤早治疗意识较高;婚姻状况、职业、家庭年收入、区域是居民肿瘤早治疗意识的影响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早诊断意识现状及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纳入32 257名研究对象,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 524、8 016、2 289、6 428名。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早诊断意识(假如自己体检查出异常结果的情况后是否去医院确诊、假如亲人或好朋友体检中查出异常结果的情况后是否会建议其及时确诊)等信息,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早诊断意识的相关因素。结果假如自己体检查出异常结果的情况,89.29%(28 802名)对象选择进一步就医寻求确诊;假如亲人或好朋友体检查出异常结果的情况,89.55%(28 886名)对象建议对方及时确诊。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2014年家庭年总收入2.0万元以下、西部地区及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公司职员,2014年家庭年总收入4.0万元及以上者,东部和中部地区人群,更倾向于去医院进一步确诊;而无业人员和社区居民倾向于不去医院确诊(P值均<0.05)。结论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的肿瘤早诊断意识整体较好,职业、家庭年总收入、地区和人群分组是早诊断意识的相关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2015—2017年中国城市早诊早治项目地区居民肿瘤早发现意识现况及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纳入32 257名研究对象,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 524、8 016、2 289、6 428名。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收集人口、社会经济学指标、自我患癌风险评价、是否定期参加体检等信息,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近5年未定期体检者体检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研究对象中自评具有患病风险、不具有患病风险、不清楚者分别占27.54%、45.48%和26.98%;其中自评具有患癌风险者考虑体检的比例占79.84%。近5年参加定期体检、未定期体检者分别占65.43%和34.56%。多因素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离婚人群、中部和东部的受访者的参加定期体检的意愿更为积极(P值均<0.05);2014年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3.9万元者、4.0万元~5.9万元者、职业人群、社区居民、现患癌症患者、自评无患癌风险人群及不清楚自己患癌风险者参加体检的意愿较低(P值均<0.05)。结论2015—2017年中国城市早诊早治项目地区居民肿瘤早发现意识较好;婚姻状况、家庭收入、人群分组、自我患病风险评价与近5年未定期参加体检者定期参加体检的意愿相关。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肿瘤预防意识健康素养水平及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纳入32 257名研究对象,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 524、8 016、2 289、6 428名。问卷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及针对9种常见致癌因素(吸烟、饮酒、纤维类食物、饮食过烫腌制食品或嚼食槟榔、幽门螺杆菌、霉变食物、乙型肝炎感染、雌激素、锻炼)的预防意识,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肿瘤预防意识的相关因素。结果研究对象中具备肿瘤预防意识者占77.4%,4类亚组人群分别为77.4%、79.9%、77.2%和74.5%。针对9种危险因素预防意识正确回答率为55.2%~93.0%。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和现患癌症患者、初中及以上学历者、共同生活家庭人口数≥3名者的肿瘤预防意识健康素养较高(P值均<0.05);男性、高年龄组(≥40岁)、企业人员/工人和公司职员等、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群肿瘤预防意识健康素养较低(P值均<0.05)。结论中国城市居民肿瘤预防意识健康素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癌症筛查干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共同生活家庭人口数和地区等与肿瘤预防意识健康素养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