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汉娜·阿伦特不曾应人之约而写书,甚至不曾应自己之约而写书。读者只需看看本书的情况即可明白这一点。本书的内容主要来自阿伦特在20世纪50年代计划撰写的两本书。阿伦特对这两本书已经展开了相当多的细节,但最终还是放弃了。第一本书的写作计划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它直接源自阿伦特出版于1951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是该书尚未讨论的一个论题。

简介：弗雷德里克·奥拉夫松（以下简称＂奥＂）：马尔库塞教授,您作为一名社会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而广为人知,但是对马丁·海德格尔及其哲学在您的思想生涯中起到过的重要作用,我觉得知之者还是相对较少的。或许我们可以首先谈谈您与海德格尔以及他的哲学之间关系的基本情况。赫伯特·马尔库塞（以下简称＂马＂）：基本情况是,我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SeinundZeit）刚面世时便读了它,并在随后决定回到弗莱堡（1922年,我在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哲学博士学位）,以便能与海德格尔共事。我在弗莱堡和海德格尔一起工作到了1932年12月。

简介：权力传承是关乎国运的大事,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理问题,是现象学应该研究的现象。《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一书通过现象学的时间观对权力传承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论述。通过它所拓展的视野,我们看到权力传承首先是一个原本的时间问题;法家政治将权力实体化、绝对化、现在时化,这种传承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儒家基于亲子间的原本时间—意义关系,通过礼乐教化来兴发、维持权力传承,这是它破除和取代法家权力传承模式的重要原因;民主制对于君主制的优势在于权力传承中相互共在的时间结构。但是历史和现实也显示民主制在权力传承方面也存在不少需要克服的问题。

简介：从语义演化、内在逻辑及现实历史的演进三个层面看,中国传统政治的精髓在于“正人”“治民”。秦汉之后的大一统之政乃是中国特有“政治”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政治”概念本身就蕴涵着这一发展趋向。儒家政道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主导原则,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顺应传统的“正人”之“政”的发展趋势,并以更大的综合性,为之提供更充分的理论论证,且使之在实践上得以更有效地贯彻和深化。

简介：反讽在罗蒂政治哲学中呈现出三副面孔。即反基础主义、私人游戏以及哲学家的去圣化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反基础主义意味着否定了哲学证成政治的可能性．否定了理性主义证成自由主义的可能性。私人游戏是说哲学家只能在私人领域从事创造性发明，而不能僭越。这两层含义的必然结果是使哲学成为私人事务，使哲学家走下社会立法者的神坛。而反讽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德行必然要求他们在公共领域不断揭示社会无所不在的残酷，提供社会希望。哲学家若想在公共领域发言，必须改变身份特征成为知识分子，而且要注意公共修辞。

简介：莱纳·弗斯特（RainerForst）是新一代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学从分析英美主流理论开始,指出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因为正义情境上的不同倾向,并力图把普遍主义与情境主义结合起来。莱纳·弗斯特所提出的证成原则不仅是在阐述一种既符合普遍道德又满足特殊情境的规范性原则,而且也是在提出一种新的关于权力的正义观,一种在规范性原则基础上进行批判的新理论。

简介：如果我们想要追求公正和可持续的富裕社会。就必须超越从苏格兰启蒙运动以来就主宰了西方经济学的“财产经济学”（economicsofproperty），而转向一种公民供养经济学（economicsofprovision），后者以公民规范为经济活动的基础，把经济作为整合的系统来构建，这样的经济系统所提供的是我们有理由珍视的东西。“供养系统”概念整合了不同的经济部门。诸如互惠等公民规范能为所有人提供财富。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简介：哲学中的形式化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形式化哲学是一个有危险的行当．它既需要得到复兴，也需要增加与其他非形式化哲学之间的互动。哲学逻辑中常见的神秘风格必须让位于对形式模型与促进其发展的哲学概念和议题之间的成问题关系的明晰讨论。

简介：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数学化,它大致由科学的几何化与几何的算术化两个方面组成,前者为近代科学提供了理念,后者则是实现这一理念的重要方法。这种数学化在近代大获成功的同时,也由于形式化和技艺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意义的沉淀、变更和抽空而导致对其自身起源的遗忘。以严格科学为目标的胡塞尔现象学,正是试图通过对起源的追问来恢复对科学的整体理解。

简介：西方逻辑在传入中国之初曾经历了一个“逻辑名辩化”的过程，即用中国旧有名辩的语汇和理论来翻译与诠释传统逻辑的术语，以便后者更容易地为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所接受。尽管逻辑的名辩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刺激了对中国古代名辩的研究，但其本身在总体上并未取得成功。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深入思考传统逻辑与名辩的关系、反思“名辩逻辑化”的理论得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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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二战以来，发展观经历多次嬗变，从发展客体论经济发展主体论、主—客钵相关论转向全球多极主体交往论，展开了一个复杂变化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发展观全球化转向的清晰轨迹。本文认为，二战以来国外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在分析范式上表现为发展观的全球化转向和思维方式上的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简介：当前，以泛在网为基础建立的泛在社会正在形成。在泛在社会的社会治理中，技术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泛在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信息通信技术是泛在社会技术治理的关键，如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很好地推动了技术治理的施行。但由于技术治理本身的局限，信息通信技术在推动泛在社会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一些社会风险。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规避其社会风险，对泛在社会的发展、技术治理模式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这里所说的“西学”一词,是一个泛称,最早出自17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撰述的一本书的书名：《西学凡》.这是相对于“中学”而言的泛指西方学术的一个术语,其中就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西方哲学、神学等重要思想.这种介绍伴随语言翻译而出现了大量的新学术用语,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乃至碰撞,历史上称之为“西学东渐”的现象.

简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简介：布兰顿的规范性实践概念主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这对关于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依赖于“理性空间的社会化”，才能说明：（1）因果事件等非规范性存在如何能进入规范性理解的视域；（2）隐性规则如何既能前反思性地引导行动者，又能具备清晰阐释的可能性；（3）规范性解释的有效性如何既是客观的．又是在交往实践中可修正的；因而，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才能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构建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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