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道德哲学需要注重形上和形下之间的互动、理论和历史的互动.同时,也离不开新概念的生成,在这些方面,樊浩教授的工作体现了自身的特点。从历史的层面看,在关注康德哲学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黑格尔的哲学。就对人的理解而言,辨析理性与精神构成了重要的方面:单纯地关注理性,往往仅仅偏重于人的精神的一个方面,由此不免导致对人的理解的抽象化、片面化,反之,肯定精神本身的综合性形态,则可以引向对人本身的具体理解。同时,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归根到底要走向实践,精神则从内在的方面为走向实践提供了某种动因。在此意义上,樊浩教授对黑格尔哲学的注重以及对精神的关注无疑有其理论意义。当然,以道德形而上学的进路和构架而言,樊浩教授提到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三个环节,并且认为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三位一体,构成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内容与构架,这一进路尚存在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简介:马克思将其辩证法的特质标示为“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后人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中,却将之肤浅化了,批判性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运用。孙正聿教授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的追问,对于各类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并由此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突破形式逻辑之排斥内容的内涵逻辑,因而对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便首先是对于形式逻辑的前提批判。正是通过对辨证法之对形式逻辑之形式成立前提和内涵前提两方面批判的考察,孙正聿教授构建了一个辩证法批判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这是对于康德、马克思批判性思想之弘扬与阐发.是对辩证法研究的一个极富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简介:自我根本上是由其目的论属性所定义的.自我是与生命相关联的,具有复杂大脑的生物所经验到的自我,在许多方面是由有机体存在的自我所涌现的.从主体性问题回到对有机体维持、保护和繁殖自身的原因分析,可以得到一种解决问题的视角.我们相信存在一种科学性的说明,可以解释自然界的目的论过程如何从非目的论的前件中产生,这有赖于一种形式因果关系调解从动力因果关系到目的因果关系的涌现.那么,什么能够构成这个过程中的自主性?依据康德,我们认为一种双重自反的形式生成的动力学构成了自然目的生成的关键程序,或者说,一个自我是以一种双向自反方式而组织的,具有以自反的方式组织的自反性和因果关系的循环递归性.然而,关于人类自我的主体经验成分还有待说明.在解释主观自我时,一个重要的模型在于阐明拥有大脑的生物体的出现是演化阶段上一次特殊的水平跃迁,并引发全新的自我动力学涌现领域,人类大脑所具有的超个体符号工具,增加了又一层自反性循环,从而能够产生目的论关系和更高级的主体形式.
简介:樊浩先生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从其所确立的旨趣、铸造的品格到创设的论题皆别具一格,蔚为伦理学领域之一大景观,其中又以"伦理精神"的申述与阐发最为别具匠心。伦理精神不是对伦理精神化或精神伦理化的简单解释,而是以此达成对人类精神终极追求的探寻,即探究伦理精神作为"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之至善究竟对人类文明发展意味着什么;切近而言,即是中国伦理精神对中国现代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意义。对此,樊浩先生不惜运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战略"之深沉笔触、势大力沉的理论思辨和"顶天立地"的担当意识来展开其思考,为此所展开的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冲突"的伦理省思、韦伯创制"理想类型"之伦理范型的方法论超越、黑格尔精神哲学形态方法的批判性借用、生态哲学借以建基的"价值生态"的方法论发越等,都被创造性地融入"伦理精神"主题的卓越运思当中。显然,樊浩先生的伦理思考不是对伦理世界的单纯观照与直观映射,而是通过伦理世界进入到对整个精神世界的哲学反思。他新近指出的人类文明必将以"伦理共和"的方式完成自身多样性体系建构这一观念,再度反映出这一致思取向。
简介:张一兵教授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个案研究,而且对如何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分析框架。其基本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1968年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出版后就已经终结.其主要原因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诉求和资本主义批判这两大原则已经被放弃;在此之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派生出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潮。这一观点虽然有启发性。但有一定的片面性。根据理论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整个发展可以区别为四种类型,即“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区分的基础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本真马克思和资本主义批判这两个前提。也不是总体性或同一性的思维方式。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辩证法的理论坐标。
简介:陈嘉映《说理》一书的主题是“说说理之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理”。“说理之理”有什么内涵,“说理之理”为什么值得论说,可以通过对西方哲学从reason(理性)经过rationalit、,(合理)到reasonableness(讲理)的思想演化过程的考察得到理解。把理性(reason)不仅理解为合理(rationality),而且理解为讲理(reasonableness).有助于克服当代哲学中理性独断主义和理性虚无主义的非此即彼。当代西方哲学家从不同角度论述的讲理(reasonableness),与梁漱溟先生进行中西比较时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理性”,很值得做一深入比较。
简介:感受或者感觉材料概念有深厚的哲学渊源,也是胡塞尔现象学哲学中最为基础的概念之一。根据有关胡塞尔感受概念的经典图像或理解,感受是内在于意识的内容;意识在感受基础上构建起意向对象;感受有充实认知性的意向活动的功能;感受自身并非认知对象,却能够被体验到,并被现象学反思所把握。同时,感受还具有内在性、非意向性、被动性、非概念性、非构造性、非独立性等核心特征。然而,这个经典图像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意识可能无需在感受基础上构建对象,感受也无法充当充实。感受概念还得不到任何认知上的确证——因为,即便根据现象学的标准,反思不能为此提供任何证据。同时,感受可能也并非内在的,而且还具有意向性、概念性和构造性。对经典图像的合理批评倒逼我们在先验—生成现象学中寻找更为合理的感受概念。
简介:海德格尔关于being的讨论.是从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关于这个概念的看法出发的。这些讨论既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相关论述.也有助于我们把握being这个概念的意义和历史。但是,由于中译文把它翻译为“存在”,结果使我们字面上就有许多无法理解的地方。经过把它修正为“是”.则可以消除这些问题。翻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理解的问题。与being相关,对照两种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获得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些新的认识。以此为例,我们可以认识到: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而不应该翻译为“存在”;“是”的翻译和理解,可能会与逻辑相关.却不一定就是逻辑的理解;关于“是”的理解和认识,尽管可能会与逻辑相关,却主要而且首先是从语言方面得到的,即从being这个词的日常用法和通常使用方式得到的。
简介:从传统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讨论外行(或新手)应该如何评价专家的证言.以及如何在两位或更多的相对立的专家中确定哪一位专家的证言最可信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新手根据下列五类证据作出判断:(1)支持一方的观点和批评另一方观点的专家所提供的论证;(2)某一方得到了其他一般认定的专家的认同;(3)对专家们的专长的“元专家”的评价(包括由专家们获得的正式证书反映出的评价);(4)专家们关于所讨论问题的利益和偏见的证据;(5)专家们的过去“记录”的证据。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应用的”社会认识论提出了实际挑战。例如,什么类型的教育能实质性地提高新手评价专家的能力:什么类型的互动调节有助于使新手一专家关系成为比盲目信任更能得到辩护的信任之一。
简介:关于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0多年。一种新的名称理论——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SHCD)基于下述语言观:语言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和有生命的。SHCD由下面6个论题组成:(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中心地位。(5)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6)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其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SHCD简单回应了克里普克对描述论的那些批评以及其他一些逻辑疑难。SHCD与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源自两者在语言观上更为根本的分歧和对立。
简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人类共有价值的辩证统一,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人类探索21世纪世界治理方案,实现共生、共担、共建、共享的伟大实践智慧,是人类逐渐实现从“虚幻共同体”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跨越的战略策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上克服了资本主义“修昔底德陷阱”,在战略上为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实践上为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创造了现实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正确处理自觉坚持与自我发展的关系、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简介:张祥龙以现象学方法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已构成当代儒学的一种新形态——现象学儒学。这一现象学儒学的核心是“亲亲现象学”,即对于亲子关系的现象学研究。“亲亲现象学”之首要特色是从时间性出发来阐明亲亲之爱的深层人性根据。时间性的思想是现象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亲子关系或亲亲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根本,因此,当张祥龙以现象学的时间性构成思想为视野重新阐发亲亲之爱时,他就从根本上与核心处实现了现象学与儒学的会通。由此,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就具有双重的思想史意义:一方面,它为现象学的中国化或汉语现象学的建立开辟了一条可能之路;另一方面,它也为传统儒学的当代转换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但同时,究竟是“亲亲为大”还是“时间为大”,也将构成现象学儒学或亲亲现象学内部的可能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