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马克思的视角看，“物”具有自然之物、社会之物、异化之物、拜物教之物的四重含义。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人与物的对立，最终形成物对人的支配和统治。物的统治瓦解了专制和神权，也消解了神圣、崇高、理想、彼岸、绝对价值，导致超感性世界的腐烂，诱发人们的各种感性欲望，造成生产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等价值虚无主义现象的流行。克服虚无主义的出路在于，一是遏制物化逻辑的泛化，乃至最终消除劳动的雇佣性质，实现去资本化；二是注重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的建造，避免唯经济主义的误区。

简介：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可依据环境政治分析的不同视角而划分为三个亚向度或层面：一种“绿色左翼”的政党意识形态话语、一种综合性的环境政治社会理论、一种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或古典色彩的有机性思维方式与哲学。相应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理性概念还是一种系统性的生态文化理论，都蕴涵着深刻的绿色变革指向或要求。当然，这种生态文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现有的绿色认知与实践水平的反映——我们这种认知与实践的先进性和普遍性都是有限的，我们将已有认知与不断改进的认知付诸实践的潜能也不是可以自动实现的，而是有条件的，而且有些条件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

简介：绿色化是习近平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的新思想,是用生态环保的理念指导发展,通过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实现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理念模式。绿色化不仅是发展观和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绿色化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的方法论,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对立统一的方法论,包含着有机体的方法论,以及坚持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目的和手段、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方法论。

简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和群众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休闲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二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使人们在接受信息和文化娱乐的方式、方法、手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新的传播媒体和文化娱乐方式吸引了大量群众；三是文化生活的日益多样化，社区文化、

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推进绿色发展”作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推进绿色发展的新观点、新理念、新思想、新任务、新举措，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安作为邓小平的家乡,多措并举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动员社会参与,牢固树立起绿色发展意识;通过绿色工业体系建设,发展绿色服务和有机农业,积极推动产品供给向优质环保转变;通过“美丽广安”、“美丽城镇”、“美丽乡村”建设,着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城乡形态;通过主体功能区、生态服务、加快构建适应绿色发展的空间体系,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从发展理念、生产方式、制度建设等方面有效推动绿色发展在广安全面实践。

简介：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有关“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论述，完整构建起社会主义“共享”理论体系，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期和远期发展走向。作为远景目标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体现了高度生产性、直接社会性与普遍可分享性的高度统一。而当今物联网经济正在逐步构建起的“分享主义平台”，初步呈现出这种有机统一的可能性．并正成为市场、政府之外当代社会有机体的第三构成元素。促进“分享主义平台”碎片化的“联合”向“自由人联合体”转化，可以在“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与“全民共享，全面共享”的统一中，不断推进“渐进共享”的进程．使“生产性”与“可分享性”在相互促进中共同提升，进而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并在全球价值和道义制高点上，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方向。

简介：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环,雾霾现象尤为突出。雾霾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继华北、华中、华东地区后,成都成为另一个雾霾高发地,且冬季雾霾与夏季相比,污染天数更多,污染程度更深。成都的大气污染主要表现为煤烟、机动车尾气和扬尘混合型污染,同时以PM2.5和臭氧为代表的区域复合型污染。本文采用计量模型,对成都雾霾与产业结构以及EKC曲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从回归结果出发,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结合成都地理环境、产业结构、现阶段发展特点等,提出关于成都雾霾治理的对策建议。

简介：本文关注了德国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布鲁诺·陶特(BrunoTaut)在一战及其后一段时间里富于远见性的艺术行为。陶特发展了一系列新建筑类型,它们并非仅仅是一种对新建筑或新都市主义的想象,而是一种生产乌托邦式'新人类'的完整空间计划的概要。他平衡了现代都市和工业城市的高度组织性、空间性,日常经验中建造和功能在布置上的一体性,以及现代都市无秩序、未规划的扩张,还艺术性地预示了被异化和分隔的城市与乡村的再联合,并最终拉近了所有那些被分隔开的个体人、自然、宇宙。最后,作者思考了一种更宏大的外在语境条件,它支撑了这种表现主义的建筑乌托邦,并导致陶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突然完全放弃这一主张并转而支持更为冷峻、功能主义的建筑方案,直到其去世。

简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对于为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个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较少论及,在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中也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暴力论'三章中,则通过分析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地位、暴力工具对经济状况的依赖、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批判了杜林关于'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阐明了只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能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