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图书馆位于德国波恩,是德国境内研究德国历史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大的专业图书馆。该图书馆馆藏包括设立在特里尔市卡尔·马克思故居的前研究中心图书馆。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不得不关闭该研究中心之后,该图书馆馆藏中有关卡尔·马克思生活和著作的大量珍贵研究资料在本馆(位于波恩)找到了新的储藏之所。而位于卡尔·马克思出生地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依然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组成部分。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该研究图书馆的历史,它不仅是许多马克思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收藏了卡尔·马克思自有藏书的稀有珍本。

简介：明代心学是批判程朱理学的产物。不但心学的建构是与书院密切关联的，而且面对官方的禁学，心学的代表人物及其门人纷纷创建、修复书院以传播心学，使心学成为明代的显学。为解决书院研究、传播心学与教授科举应试知识的矛盾，心学家主张将书院应试教育与传播心学结合起来，二者互为表里，使书院在研究、传播心学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简介：白沙心学是宋明儒学史上的重要环节.从白沙门人的数量、地理分布、举业与职业情况、传播白沙心学的方式、传播动力以及学派的组织化程度等角度,可以管窥白沙门人传播白沙心学的基本情况.

简介：南宋时期,胡安国、胡宏、张栻等理学家在湖南创办书院,传道授学,形成湖湘学派.自'朱张会讲'后,朱学、永嘉等学派的大师相继到湖南各地书院探访和讲学,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和争鸣,使湖南书院成为理学传播的凭藉之所,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简介：现有的书院研究注重于其教学、藏书功能方面，而对于祭祀活动及其社会意义，缺乏必要的关照。书院并非单纯的教学组织，应该是具有多重功能的社会组织。书院祭祀仪式中的符号崇拜和符号消费，展现了书院在传播社会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书院祭祀所体现的文化载体功能，表明了它作为社会组织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独特地位。

简介：晚明天主教在华传播有一个不断“本地化”的过程。《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一部木刻版画作品。内容取材于四福书的耶稣生平事迹，形式为晚明流行的版画连环画。在这部作品中，艾儒略不仅继承了利玛窦“学术传教”的传统，而且开始寻求与福建本地士人文化的契合，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图像、语言和传播媒介，向来自各个阶层的教徒和教外人士直接传教。这种“当时当地”求同，体现了耶稣会对“本地化”原则的进一步理解和深化，同时也体现了天主教传播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全新尝试。

简介：学校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课程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教材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小学思想品德课程教材是观察和理解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窗口。从1982国家教委颁发《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到2011年教育部颁布修订后的《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修订版)》,我国小学思想品德课程教材在知识内容生活化与书写形式童趣化上都发生了重要改变。以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典型性小学思想品德教材为研究文献,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是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变迁的重要途径。

简介：《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整体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从传播和研究进程来看,《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经历了日据时期的“解放学说”、戒严时期的“妖魔理论”和解严之后的“一种理论学说”形象的改变。思想是时代的精神镜像,台湾地区对《共产党宣言》认知形象的改变背后实际上折射的是时代变迁。对《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史进行系统化地梳理,既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史的认识,也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还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

简介：<正>改革和开放,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一方面,分配逐步废除了“大锅饭”,勤奋取代了懒惰,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开拓进取,奋发向上成为生活的主旋律。生产关系上调整了具体结构形式,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电气化逐渐步入家庭,家务劳动社会化,增加了人们的闲暇时间。娱乐、求学、社交成为人们享用闲暇时间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生活方式,狭隘守旧的惯

简介：李达选择了“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者角色，在中国孜孜不倦且卓有成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工作极大地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建构和学术特色的形成。

简介：新疆作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自古以来就有“欧亚十字路口”的地理枢纽作用,有着地缘性的战略地位,因而在近代成为帝国主义侵夺的对象。抗日战争打响后,国内外各方势力为争夺“新疆问题”的解释权和政治主导权,从各自的意识形态与立场出发,对“新疆问题”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阐述。新民主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其基本理念及其关于“新疆问题”的科学阐释,在向新疆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新疆政局各方的普遍认同,有力推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为结束新疆政治社会动荡奠定了基础,也为重塑新疆地区作为“革命枢纽”的地缘特性创造了条件,补充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内容。

简介：《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农业四十条》）是农业集体化时代毛泽东领导制订的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这一公共政策在农村的具体传播与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对了解历史、戒鉴现实和丰富学术都有一定的意义.《农业四十条》在农村的传播、讨论方式及途径,反映了国家话语对民间表达的借用及国家权力与村庄权利的关系;而《农业四十条》在基层执行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则可纠正学术界既往对有关问题认识方面存在的偏差.

简介：文章从翻译的视角入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接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译介，经由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摘译、节译特别是转译值得细致考察。翻译发挥了历史规划和主体召唤的巨大作用。从对等词的选择和思想的把握等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过程的有机组成和延续。

简介：<正>现代信息利学证明,人类从物质到精神的反映,是借助于信息作为中介完成的,信息是人类社会、生物等不同领域联系的一种重要的中介。过去人们研究认识,只讲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而没有探究物质与精神、意识之间,有无中介环节。现在看来信息就是这个中介环节,是联系实践与认识,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媒介。外部世界对于人的影响在人的头脑中反映成为人的感觉,人接触的事物现象可以类比为信息源,感觉起着检验信息的作用。感官是人类感受信息的器官,它产生的反应通过神经系统传递给大脑,神经系统相当于信息传输系统,即通信系统,大脑则起信息加工

简介：<正>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从信息观点看,是一种改造人类社会内部的及人类与自然之间信息关系和信息过程的活动。因此,为了揭示人类在信息领域中的革命及其趋势,我们必须首先在信息世界中提取出一个简单的普遍的一般的信息过程结构:

简介：海德格尔著作中的神深奥晦涩。透过对他的思想整体方向的把握,我们发现,在海德格尔这里,最后的神是救渡人出离＂存在离弃状态＂之困境的神,但他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上帝反倒是走向无神的虚无主义的起源。海德格尔敏锐地看到,近代以来人作为主体并未因脱离上帝而变得自由,反而精神贫困,无能于思考,无能于真理,人无根地生存。与此相对,海德格尔的神召唤人出离困境从而踏上返乡之途。这种神有自己的＂面目＂和出场方式,但他不是不缺乏任何存在的最高的存在者,甚至也不是存在自身。神不是神化的人,但人却从神获取尺度,成为＂半神＂,在＂家乡＂中人共神同在。这种神是人确立自己的本质的必经之途和最短而最陡峭的路径。这种非神学的神打开了思考神性和人性的另一条路。

简介：反讽往往因与修辞相涉而被理解为某种语言表达方式，其形而上学的意蕴常被忽略。但事实上，反讽理论在其得以产生的原初形态中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进而延至现当代，反讽始终秉持着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传统，但在其理论逻辑的衍化中却始终自享着与形上之思难以厘界的关联。在长时间遗忘苏格拉底反讽理论的哲学旨趣之后，德国早期浪漫派又再次赋予了反讽以哲学、美学、艺术与诗等规定相互交融的多重意义，而克尔凯郭尔以存在主义的视域超越了这一错综复杂的含混界定，他将反讽理解为人的生存境遇中的“立场”，这就将反讽提升至了纯粹的哲学层面。美国学者维塞尔虽无意承接克尔凯郭尔所规定的反讽的实践性，却在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别出心裁的阐释中将无产阶级视为反讽在现实世界中的肉身化，这成就了反讽由修辞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内在意蕴的提升过程。

简介：“人的个性”问题虽然日益引起学界的兴趣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需进行前提性反思。当我们深入思考和分析这三个问题时，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一系列需要思考的前提性问题：究竟什么是人的个性？人的个性对于人究竟意味着何种意义与价值？人的个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是研究人的个性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真正理解和把握“人的个性”问题需要超越“抽象人性论”的思想局限。只有以马克思的“具体人性论”思想为指导，才能形成关于“人的个性”的合理观念。

简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发起的一场革命是：它通过解构，构建了一种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完全不同的、非互惠的友爱和关心的道德原理，并把这一道德原理视为正义的基础。德里达认为，基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之上的传统的道德观并没有真正把人当作相异的个体性存在来看待，这也造成了基于互惠的平等观念之上的现代法律的困境。本文分析和评价了德里达的道德观，并指出了他的这一带有解构意图的道德观所具有的积极的建构性的意义。

简介：该文的立论根本在于，检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学之意识形态的智能本质，其引导方向，在科学技术上谋求对自然的主宰，在政治哲学上谋求对人的主宰，因而，它们的普世“唯一”是虚假的，退而求其次的“最好”显示着“最强”的权力意志。而以“道法自然，大而化之”的中国智慧则应开启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但首先必须在强力的基础上提供“独立而互补”的参照与限制。结论是“西学东渐”的历史应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