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韩愈强调孔墨相用，建立新儒学，认为孔墨相同，直接利用，包括：爱的内涵、思想来源、圣人崇拜、贵王贱霸、尚贤、尚同、天神等七大方面；主张孔墨互补，甄别利用；同时注意孔墨不同，谨慎利用。韩愈的一生是对孔墨精神的践行，是孔墨互用的典范。历史上对韩愈孔墨互用进行了评说，认为孔墨互用很有必要，肯定了韩愈的积极贡献，其中有蔡元培、冯友兰、陈寅恪、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等。

简介：对于《荀子·成相》的文化渊源,全文试从三个层面加以考辨,一是乐器辨名：＂拊＂是以糠填充的鼓类乐器,因齐人称糠为相,故又名＂相＂。＂相＂与＂舂牍＂是两类不同的器乐,在礼乐仪式中也承担着不同的作用;二是祝官文化：《成相》并非单纯的瞽矇文化产物,其中经典的三言句式,出自周代祝官,功能重在训诫和宣教,后该句式为《成相》沿用。由于礼乐仪式中文体形成的复杂性被忽视,从而导致《成相》中的祝官文化隐而不彰;三是地域文化：《成相》的源头是祝官制度,实为周文化的产物,在后来流变的过程中,又受到鲁国礼乐文化和齐国方言的影响,实与楚文化无关。

简介：李学勤先生所著《周易溯源》,是以“二重证据法”研究《周易》的典范。《周易溯源》主要对《周易》经传的年代、筮法、帛书《周易》经传以及《易纬》进行讨论,相关结论和方法不但推动了《周易》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简介：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

简介：本文主旨在研究法之思想.管法思想源流,在于形上学之道,改造儒之道统为社会道德礼义廉耻,效法阴阳家之天道,予人性基本需求;之法为战国田齐时代产物,是根据社会历史变迁和政治改革应运而生的思潮;法之意义之演变,从其字义,与刑、礼及其意义的扩展为宪律(根本大法)、制度、法度、法律、法令、政策、方法的意义;法之体系的建立,即是宪律制度(根本大法)的确立,法制的设置,法度(法律)的订定,法令的推行,法禁的设置,版法(公布的成文法)之公布,执法的过程,建立法之体系;法与权利、法与经济、法与道德的关系;法之特性为其精神公平无私、平等;其特质为绝对、恒常、超越;法之推行的过程要法法、重令、任法.

简介：目前通行的王弼本《老子》，经文业已经过大幅度的改动，并非王弼所依据的文本。通过考察王弼注直接引用以及间接表述的经文，可以发现其中与王弼今本经文相异的句例基本可以在简帛文本以及其他传世本中找到依据。王弼注所引述的经文，与楚筒本、汉简本、帛书本以及傅奕本最为契合，而与河上公本距离最远。王弼今本的经文与河上公本最为接近，当受到以河上公本为代表的通行本的大面积同化。

简介：《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对于中华民族性格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诠释古老的天圆地方宇宙观,塑造了中华民族外圆内方的理想人格模式：效法天道,刚健自强,圆转不穷;效法地道,守正固本,崇德广业;刚柔立本,变通趋时,方智圆神。但是,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实现外圆内方、圆神方智的理想,总是处于非圆即方的状态：多数人却走向了世故圆滑,那些始终坚持内在品质和理想的少数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简介：一代贤相万古流芳──齐相晏婴评传景以恩春秋时代，齐国值得大书特书的政治家莫过于管仲、晏婴。从建勋立业讲，晏子不如管子，从节操人品讲，晏子似又胜过管子。太史公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可见其人格力量感人之深。研究晏子一生处世为人，对...

简介：承继前篇，本文以逐章解读的形式，对帛书《二厽子》下半部分中的疑难词句和其中所涉及的易学问题进行了发掘和疏通，试图解决先秦及汉初易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简介：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为国家的发展和壮大,政体先后向中央集权方向演变,围绕着中央权力机构的系统分化和进一步完善,其人才体制出现了新的特点,重视“中央之人”的选任,尤重相的任置。本文试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为例,来分析相任的人才理念的形成、贯彻及社会影响等。

简介：现代环境法的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度过了污染防治法和环境保全法两个阶段并已进入第三个阶段循环型社会法阶段。通过对三个阶段的环境法的对比，可以发现循环型社会法具有六个特点，即（1）注意到人类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以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以环境友好为基本态度，以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价值取向：（2）以环境承载力为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基本依据和环境友好的底线；（3）从生态的高度看待环境。保护环境，承认环境保护的优先地位；（4）以保护生态为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重视生态功能的保护与恢复；（5）以环境保护为基本任务，注意运用规划、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实现环保目的；（6）按照物质闭路循环的构想，促进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简介：

简介：严滩问答是王阳明生前最后一次重要的论学，但学界对于严滩在何处这一基本问题却莫衷一是，或以为在富阳，或以为即桐庐七里濑，本文考证出严滩即严陵濑，在桐庐县西三十五里，前人之说皆误。王阳明《次谦之韵》一诗是对邹守益《赠阳明先生》的唱和之作，《王文成公全书》将此诗排在嘉靖二年浮峰诸作之前，很容易让读者以为，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受其影响，后来论者将《赠阳明先生》与《次谦之韵》二诗均系于嘉靖二年。本文考证出《次谦之韵》实际写于嘉靖三年八月间。

简介：<正>《孟子》一书中有数处提及助法,如《公孙丑上》云:“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滕文公上》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租税已经普遍采取实物形式,孟子却主张实行助法及劳役形式。人们从已经熟悉的“劳役—实物—货币地租”的演进系列出发,是很容易对之作出“落后”、“倒退”甚至“反动”的评价来

简介：时代不同法的观念也不同,古人在实际生活中,对于法的应用有一些特殊的习惯和习俗.古法多义,是古人法观念多样性的反映.学界认为商周人没有法观念值得商榷,本文认为周代'在军法'的观念起源很早,由于军容不入国的习俗,春秋以前古人只在军中使用法的规范.

简介：试论管子＂三分损益法＂罗天全＂三分损益法＂见载于《管子·地员篇》。它采用数学方法计算五声音阶中各音之长比例，是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记载最早的一种求律方法。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一、关于《管子·地员篇》中记载的＂三分损益法＂《管子·...

简介：近几年来，我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与几位有相同爱好的朋友一起搜集佛学家吕澂先生（1896～1989）的未刊文稿。2008年初，我得友人李林先生介绍，结识了专门研究唯识学的隆藏法师。在隆藏法师的热心帮助下，我来到北京法源寺中国佛学院，查阅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的藏书目录。我在目录中意外发现有两份吕澂先生的油印讲稿，一份是《印度佛学史》，另一份是《金刚般若经讲义》，

简介：邹忌是田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任相封君，辅助国君称“强于天下”。根据相关史料对这一人物进行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战国时期齐国人才思想的鲜明特点：德才兼备而更重才，与才相比，德的要求大降。这既富有战国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带有齐国社会风俗的一些印痕。

简介：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存在着性恶、性朴之争，以及调和二者的观点。但以上做法均对《荀子》文本做静态的理解，往往取《荀子》某一篇作为立论的根据，而排斥观点相反的其他各篇，或将不同篇的内容强行统一在一起。其实荀子一生可分为居赵、游齐、退居兰陵三个阶段，其人性论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荀子》各篇也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

简介：几年前，在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儒家“亲亲互隐”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导火索是刘清平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的文章《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引发了该杂志同年第10期郭齐勇教授的商榷文章《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杂志上公开反复辩难的文章达30多篇，涉及辩论的学者有30多人。这场争论的一些文章收录在由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一书中。从收录文章的状况看，如果我们将捍卫儒家“亲亲互隐”的一方称为“正方”（以郭为代表），将批判这一原则为“腐败之源”的一方称为“反方”（以刘为代表）的话，那么这部70万字的文集中“反方”只占12％的篇幅，约8万余字，其余60余万字全是“正方”，形成了对“反方”的“围攻”之势，“反方”在文集中的意义似乎只是充当“活靶子”。当然。我并不是说主编者有意造成了这种“围攻”。但这种现象至少客观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内学术界捍卫儒家传统的学者们在涉及到自身“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上有一股不可遏止的热情；相反，批判这一传统的学者则比较相信逻辑的力量，只要这种逻辑没有被驳倒，就无意于反复纠缠于一些没有理论意义的口水仗中，只限于坚持自己的逻辑一贯性。所以笔者在通读这部文集之后，深感双方在所争议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有利于推进理论本身的对话，而是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主要在于，“正方”的多篇文章中包含太多的自相矛盾和逻辑错误，并且由于情绪化的色彩太浓而发现不了自身的这些错误；而“反方”虽然文字大大少于“正方”，但实际上基本立场并没有被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