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朱谦之的学术世界里,《文化哲学》的地位是他前期最后的学问顶点。(马列主义非受容时期1918~1949)①正如他所说的一样,哪怕只能活一天,也要为文化研究尽力,从这一点可见一斑。终其一生,他都带着谨慎在为文化研究执着地追求。他最大的宗旨在《文化哲学·序》里面有着如下的阐述,即:“通过文化的本质及对它的类型的说明,可以对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各种知识生活,从根本上进行研究。”再者,从文化的地理分布上分析,也可揭示中外文化关系和本国文化的新动向。渴望摸索对于未来世界的文化建设。最切合实际以及最急迫的意图是倡导“南方文化运动”②。他在《文化哲学》中提到文化理论,成为他此后一系列的文化巨著的理论基础。因此,如果对他的《文化哲学》没有很深的理解的话,就无法正确理解他的与文化有关著作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南方文化运动”。
简介:中国人的“自私”行为和“公德”缺乏,不是一个筒单的道德现象,它的“不道德”获得了一种“道德信念”的强烈支持。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这个道德信念的制度背景和基础都带有明显的“公”的性质:中国农业产权的显著特征是“公”;中国社会分配的调节制度是“公”;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公”。在这个“公”与“私”的悖论之后,其逻辑转换的关键点是个体权利的极端缺乏。作为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私心”虽然不应该受到过多的道德道责,但却十分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扩大个体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收入的调节问题则应该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来解决。在此基础上,弱化“分配正义”,发展出承认个体交易选择的“交换正义”,牢固地确定个体的私有权利。
简介: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两大学术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就指出,“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一论断,实际上指出了先秦以后包括魏晋玄学在内的长期的思想积累对理学思潮形成的影响。后来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玄学与道学的联系,“道学的主题是讲‘理’,这是接着玄学讲的”,“在‘穷理尽性’这一方面,道学和玄学就联系起来了”。“道学批判了玄学,也继承了玄学”,“由玄学一转语,便是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