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朱熹是否为《正蒙》写过注解,在学界存在争议。那么,现行所谓《正蒙》朱熹注解从何而来,便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通过考察《正蒙》朱熹注之源流,对朱熹是否为张载《正蒙》作过注解予以解答。朱熹在解说《正蒙》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张载的思想,那么,朱熹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如何?我们对此做了初步探讨。
简介:孔子重史的思想性格,对传统史学的形成,或者说中国史学的儒家化,关系深远。《春秋》与《论语》是理解这种关系的基本文献。撇开《左传》不论,《春秋》经的编年体裁,及寓褒贬于其中的修辞方式,构成史学的基本坯胎。而《论语》对三代事迹与礼制的评点,则赋予历史以灵魂,直接塑造了《史》《汉》的精神基调。然而,理解传统史学的成就与特质,不能停留在具体经验层面的论述上,还要揭示它背后的形上学观念。其中,时与名是两个重要的观念。时与时序、世代相联结,奠定了有统绪的知识模式;而名则让观念从经验中超越出来,形成一种既存在历史之中,又超越历史之上的价值体系。时使历史成为知识,名则赋与历史以道德。具体的历史评判或会调节,但历史的大事业不会动摇。
简介:相关资料初步表明。在中国古代。客观地把握人性及人与宇宙变互作用的自觉与努力业已发生。本文试图阐明《易经》的思维理路,借此思维理路,《易经》不仅塑造和影响了早期儒家形上学,而且也塑造和影响了诸如意识研究,尤其是意识学之类的当代研究领域。《易经》的发展及其在西方的传播,正说明了这一点。意识学研究人性,思考存在的其他领域。在这些方面,意识学与《周易》是相通的。将意识学同中国古代思想相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意识学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早已有之。基于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有必要在意识学的起始处研究意识学。在意识学研究中,意识进化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须进行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易经》来探索意识的进化。
简介:《周易》思想在《推十书》中具有终极灵魂的地位。对刘咸圻先生来说,《周易》思想既是粘合剂.又是方法沧,在其考镜源流、横中纵观、执两用中、任天圆道,尽心知性、立命事天的学术理念中始终具有领贯性的特殊作用。刘咸圻先生一方面遵循“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坚持“理不与数对,事乃与数对”,将《周易》视为历史哲学,既抓住了《周易》的要害,又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既没有“尊敬太过”,又为《推十书》整合中国学术,重振昔日辉煌,推十合一,求简求合,参悟大道,合归天地之大体的学术理想追求寻找到了理想的思想武器。从《推十书》对《周易》的运用,我们可以发现,刘咸圻先生崇奉老子的“太古道”哲学,是经过了《周易》诠释之后的老子,是从根本上去掉了虚无,而兼论有无的老子,刘成圻先生笔下的老子已经将儒家的仁义包容在道家的“道”之中了,老子的“静为躁君”与儒家的“执两用中”融通为一,然后儒道兼容而同归于大体。这正是《周易》的理论归宿,同时也是《推十书》重要的关节之处。
简介:此“疑古”、“信古”之“古”,主要指北宋庆历以前传统古典学而言的。传统 古典学至宋代而始疑,至近代而大疑,形成“疑古”思潮。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对传世文献作重新判断,是一次重要的古典学重建活动。而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则标志着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走出疑古时代”,并不意味着走向“释古”。冯友兰先生对其“释古”的解释,前后有很大的不同,而最终倒向了“疑古”。中国古典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应该是从“疑古”走向“正古”。“正古”即“修正”传统古典学。它一方面肯定传统古典学基本上可靠,只需“修正”;另一方面承认传统古典学也有缺陷,所以需要“修正”。具体言之,它大致可以归结为“四正”,即“反正”、“纠正”、“补正”和“判正”。
简介:一清末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迅速转变的十年.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在思想与社会层面,也发生着急剧的转型.甲午、庚子之后,空前的民族危机与沉重的羞耻激起了有识之士的自觉与反省.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指引下,他们的思索在世纪之交汇集成一股影响广远的国民教育思潮.首先,通过对世界局势的重新分析,他们认为国家间的竞争的实质是国民的竞争.西方之所以强盛,在于它们以一种挟裹着全体国民的民族主义向别国扩张.要抵御这种外部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犯,圣君贤相无能为力,而要依托于全体国民.因而他们将目光从社会上层转移到社会下层.民众作为国家的主体,被视为一国元气所在.其次,在关注大多数国民的同时,这种思索还从关注社会的物质性存在转移到国民主体的素质之上.国家的强盛并不依赖于简单模仿西方的军事装备、商业行为甚至制度运作,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民素质的高下."国,大器也;人,质点也.集腐脆的质点以为器,则立坏;集腐脆之人以为国,则必倾.居今日而欲自强,必自人心风俗始."①国民的主体素质不仅决定着社会的健全、经济的发展、还决定着国家的强盛."入其国而智民多者,靡学不新,靡业不奋,靡利不兴;……入其国而智民少,靡学不腐,靡业不颓,靡利不淫".②因而,从挽救民族危亡出发,对社会下层的关注和对民众主体素质的强调在20世纪初年结合成一种代表性的社会思潮.而面对义和团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民众的愚昧与无知,主张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涤新国民的品德."故民质而优,则其国必昌,……民质而劣,则其国必亡,居今日而谋保国倡种之策,非注重新民,改良社会,涤荡其昏弊之习性,养成其完备之资格,恐无以苏已死之国魂,而争存于世界."③在这种背景下,新式学堂开始大量涌现.但是由于经费与人才的限制,学堂数量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