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易学是诞生之后对经传进行阐释的研究学科,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解易观,即解释的指导思想;二是解易体例,即历代易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来解经,以其解易方式的积累来显示某种系统的原则,故将其称为解易体例.这两个部分如同硬币的正反面不能分开存在一样,解易观均溶入在解易体例部分,解易体例体现解易观.研究某个易学家应将它们澄清条理化,先分析其解经体例的条目如何,然后再分析其解易观如何,而后可明显看出他的易学在易学史上占据怎样的地位.尤其是在研究王弼时更应如此,因为他的解易观,既有古文经学派的义理与象数的因素,也有玄学的因素,不能一概而论,而如此的两种解易观均自然体现于其特有的各种解易体例中.尽管如此,迄今研究王弼易学,由于拘泥于王弼是义理易学的创始者的成见,很少有人探讨其来源如何,而只是偏重于王弼易学内容如何.探讨王弼解易体例来源如何,能明显得出其易学与前代易学的关系,从而判别‘创始者'的称号之妥当与否.本文将对提出的体例中哪个是继承前代的,哪个是自己创新的问题,作一粗略分析.
简介:自王阳明提出良知之说,其后学形成了“现成”和“工夫”两大系统,包含五个流派。在“现成”一系中,有以王畿为代表的主张本体虚无说的“虚无派”,有以王艮的泰州学派为代表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日用派”。这二派的差异只是对体用关系的不同解释和发挥,本质上都信任现成良知、取消修养工夫,但又体现了人的觉醒和对传统价值观的否定。在“工夫”一系中,“主静派”以聂豹为代表创归寂之说。“主敬派”以邹守益等为代表,主张“以敬事为纲领”而“戒惧慎独”,以程朱的“主敬”救正阳明后学之偏,对顾宪成,高攀龙、刘崇周、黄宗羲都有影响。“主事派”以钱德洪、欧阳德等为代表,倾向于王阳明晚年的“事上磨炼”说,且以工夫取代本体,为后来的经世之学奠定基础。五派之中,唯“主事派”与“主敬派”尚能跟上时代步伐。以上的各种现实主义倾向到清初渐渐汇合成一大思潮,形成了中国思想启蒙的第一个高潮。
简介:几年前,在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儒家“亲亲互隐”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导火索是刘清平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的文章《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引发了该杂志同年第10期郭齐勇教授的商榷文章《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杂志上公开反复辩难的文章达30多篇,涉及辩论的学者有30多人。这场争论的一些文章收录在由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一书中。从收录文章的状况看,如果我们将捍卫儒家“亲亲互隐”的一方称为“正方”(以郭为代表),将批判这一原则为“腐败之源”的一方称为“反方”(以刘为代表)的话,那么这部70万字的文集中“反方”只占12%的篇幅,约8万余字,其余60余万字全是“正方”,形成了对“反方”的“围攻”之势,“反方”在文集中的意义似乎只是充当“活靶子”。当然。我并不是说主编者有意造成了这种“围攻”。但这种现象至少客观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内学术界捍卫儒家传统的学者们在涉及到自身“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上有一股不可遏止的热情;相反,批判这一传统的学者则比较相信逻辑的力量,只要这种逻辑没有被驳倒,就无意于反复纠缠于一些没有理论意义的口水仗中,只限于坚持自己的逻辑一贯性。所以笔者在通读这部文集之后,深感双方在所争议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有利于推进理论本身的对话,而是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主要在于,“正方”的多篇文章中包含太多的自相矛盾和逻辑错误,并且由于情绪化的色彩太浓而发现不了自身的这些错误;而“反方”虽然文字大大少于“正方”,但实际上基本立场并没有被动摇,�
简介:“王肃后序”是个伪标题,内容既非“后序”,更非王肃所作。孔子第十三代后裔(或称十二世孙)孔安国作《孔氏家语叙录》,十五代孔衙作《上汉成帝书》,清人范家相却说这两篇全是“王肃之伪作”,目之为“王肃后序”。范氏挑剔十余处,竭力“证伪”。其实,孔安国、孔衍的文章都有所本,相关史实在《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皆有记录。范氏利用《孔子世家》尾段载录世系之阙讹,对孔安国叙录、孔衍奏言展开批判,弃本逐末,以假乱真,不能成立。本文题目“辨误”,意在辨范氏《证伪》之误,证《王肃后序》标题之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