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将借助康德的认识理论，构造一个康德式的道德程序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道德律是管理准则的程序，该程序要求准则中的关切及其满足方式获得从小群体到大群体再到所有理性行为者共同体的逐渐承认。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尤其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提示了这种理论的可能性，但这两本书的重点在于描述一种批判的道德理论与其他独断论的道德理论的区别，而没有着力阐述批判的道德理论是如何运用的，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因此虽不是康德明确论述的，但依然是康德式的。第一节说明认识的程序论，第二节提出道德程序论，第三节将此理论与若干竞争理论对照。

简介：这是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勒兹（GillesLouisRénéDeleuze,1925-1995）运用自己的＂欲望哲学＂重新解读康德的三大批判的尝试。在这种眼光下,康德的先验方法就是从人的各种先天机能,包括认识机能（感性、知性、理性）和欲望机能（低级欲望和高级欲望）构造出人的生活经验,这些机能是一切表象的源泉。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是把认识的先天原则归结到主体的先天的立法机能,但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把这种先天机能与后天机能结合起来？单凭先验的图型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把第三批判中的＂共通感＂引入进来才能解释这些机能的相互和谐。知性和理性的机能后面隐藏着的其实是欲望机能,这就是《实践理性批判》所讨论的问题。纯粹实践理性为自由立法,这同时也使它成为知性在理论上为自然立法、在实践上为道德律建立类比＂模型＂的决定性根据。而理性与知性的后面这种相互配合一致同样也立足于理性本身的＂道德共通感＂,纯粹实践理性的三大悬设都是通过这种道德共通感,特别是其中的想象力而现实地作用于感性自然的,想象力为自然界设定了终极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辨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在《判断力批判》中,加入了一种比一般感性机能更高的情感机能,这就是体现为审美判断力的鉴赏机能,它既不关思辨的兴趣也不关实践的兴趣,仅仅表示各机能活动的主体性条件。但它与所有其他机能都相关,构成它们的相互协调活动。而这种自由协调活动虽然是超功利的,但它本身具有某种理性的兴趣作为自己的原则。所有机能的未决定的超感性统一体和从其中抽引出来的自由的和谐是心灵中最深的部分,它准备了那最高尚的东西的到来即欲望机能的至高地位,并且使得从知识的机能向欲望的机能之过渡成为可能�

简介：《实践理性批判》以“理性的事实”证明了纯粹理性是实践的，并赋予了自由理念以客观实在性。本文将通过分析第二批判的“对分析论批判的阐明”、“结语”和其他文本，证明只有将理性的事实看作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实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使它和第二批判的目的和论证思路结合起来：这个实验通过每一个人的实践理性的判断区分了纯粹的道德法则和经验性的原则，为道德哲学树立了正确的前提。本文还将通过和《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理性实验比较，探讨实践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具体含义和实践理性实验的深层次意义。

简介：弗雷格和胡塞尔是20世纪影响深远的两位重要哲学家,他们各自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传统的开创者。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将批判哲学中的心理主义思想作为其哲学工作的重要内容,并由此引发了西方哲学界围绕心理主义与反心理主义的持续争论。研究弗雷格和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思想有助于揭示他们在哲学上的相互影响与区别,理清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分野的线索。特别是在当代语言哲学、知识论和逻辑学领域中＂自然主义＂复兴的背景下,不少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是否有必要反对心理主义＂以及＂弗雷格和胡塞尔是否彻底驳倒了心理主义＂等问题。重估他们的反心理主义思想,将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以心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对于当代哲学在研究主题和方法论上的影响和意义。我们将从逻辑学和语言哲学这两个重要的角度出发,对弗雷格和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思想及其在当代的影响进行再评估。

简介：自然权利学说式的国家其政治计划是由洛克给定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所有人都同意为基准的“契约国家”；而其经济计划是由亚当·斯密给定的，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自由竞争为基础而形成的自由经济市场。该国家承诺将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是通过黑格尔对自然权利学说“形式的自由”的批判及对当时英国现实的五个问题的考察，发现它并未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反倒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简介：在康德之后的现代哲学中，“时代”（时间）意识不断得到发展和强化，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时代”理解为“理性”得以聚集和“成型”的根本原则，并由此将哲学理解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不仅把整个“存在”都“时间化”了，也将“时间”的功能“实践化”了。而刘小枫先生不久前发表的《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一文中对“启蒙”观念的批判和对“德政”的颂扬之所以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争议，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现代哲学首先应该具备“时代意识”，没有对“当代中国”与“中国传统”和“（后）现代西方”所处的“时代”差异做出深刻的反思，从而产生了认识百年共和对我们（当代中国人）“历史含义”上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