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诉诸直观自身的艺术所传达的是人在自然、历史和人类的密码中所解读的东西。在人于密码中解读超越存在并基于完美性而使纯然的沉思得以持存之处,便出现了作为介质领域的艺术。只有在形而上的思考中,人才会通过反省的意识洞察到艺术是对密码的严肃解读,进而使人的精神始终向其生存根源开放。正是在人能够触及生存根源之处,生存与天赋才终于合二为一而成其为天才。在艺术中,密码要么作为超验的直观而达至其直观性,要么作为内在超越而在现实本身中变成可见的,迄今为止,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想方设法把上述两种可能性结合起来。在艺术这个大家庭中,由于音乐、建筑、雕塑、绘画、诗等门类表现密码的方式各不相同,艺术便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面相来。

简介：康德在论及纯粹理性的法规时,提到了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和＂最后目的＂,但未给出明确的界定。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康德此处论及的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并不在于人的德行（德性）与幸福,而在于推出意志的自由、灵魂的不朽与上帝的存在;与此密切相关,理性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也并不在于人的德福相称或统一（＂圆善＂意义上的至善）,而在于由人的意志颁布无条件地有效的道德法则或命令。康德指出,意志自由这一＂最高目的＂确保了人的理性能够为意志颁布道德法则,换言之,意志自由是道德法则的直接的＂存在根据＂;灵魂不朽这个＂最高目的＂担保人的行为能够自觉遵守道德法则的要求（出于对法则的义务而展开行动,做自己应该做的、不是配不上幸福的事情）;上帝存在这个＂最高目的＂则担保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之后能够享受到配得上德行的幸福,即给人的德行（作为原因）以幸福的结果。＂最后目的＂则是为人的实践提供普遍的道德法则。

简介：在《乌托邦的精神》（1918/1923）、《希望的原理》（1959）、《哲学论文集》（1969）等著作中,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聚焦音乐与乌托邦、音乐与语言表达方式、音乐与社会、音乐与家乡等主题,集中探讨了音乐节史学、音乐形式的语义学和旋律语义学等一系列音乐哲学问题。通过比较分析伟大音乐作品的语言表达方式,布洛赫全面阐述了自身关于音乐史和音乐理论的根本见解以及音乐艺术的本质：＂音乐是最年轻的艺术＂。音乐既是最年轻的艺术,也是最高的艺术,因为音乐把人类永恒的＂希望＂自身作为其讴歌的内容。音乐既置身于生活之中,又超然于生活之外,正是凭借这种＂内在超越性＂,音乐创作才最直接地表现作为乌托邦显现的＂自身相遇＂。音乐是乌托邦意识的显现和尚未形成的现实的象征。音乐倾听未来＂家乡＂的回响,谛听源自人的直观和根源的象征性声音。

简介：康德的人格（Person）是跨此岸和彼岸、跨越现象界和本体界的，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人格性（Personlichkeit）则是完全属于彼岸世界或“理知世界”的。当我们把人性置于人格中来考察时，由于人格本身的跨两界的性质，人性本身也就被提升到了具有人格性的尊严的高度，甚至凭借人格性而和上帝的意志联结起来了。人格是使一般人性被提升到人格性的本源的要素，它使人不仅具有此岸的主观目的的价值，而且具有彼岸的、理知世界中的绝对价值；人格是使人性提升到人格性的中介。目的公式要求我们在把人性当作手段的同时记住有一个最高的限制性条件，就是把人格中的人性当作目的。人性也具有双重性，所谓人的“本性”（Natur），一个是指人的自然性、自然本能，一个是人性的本质，其中包括理性能力，也就是自由地设定目的的能力。但人性只是理性设定一般目的的能力，人格性则是特指理性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人性与人格虽然都具有双重性，但人性还属于此岸世界，而人格则通过人格性跨入了彼岸世界。如果没有人格或人格性，人与动物的区别仍然只在于人是“高级动物”，而不具神圣性和崇高性。目的公式中的“人格中的人性”应该指把行动者的本体设立道德目的的能力考虑在内的人性，是一种从两界统一来看的人性，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完善化的可能性的人性。所以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有两类目的，第一类目的是一般的目的，即主观目的或相对目的；另一类目的是单凭理性给予的目的，即客观目的或绝对目的，又叫作“自在的目的本身”，这类目的没有掺杂感性的东西，具有绝对价值，所以这样一类的客观目的是对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都有效的。人格中的人性一方面具有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将自�

简介：＂机械的＂和＂有机的＂,它们是目的论批判所借助的一种重要的思考媒介,是参照目的原因性的＂远距离类比＂。目的原因性是倚赖目的论判断力这一认识机能的,归根到底是不考虑任何经验性的自然规律而只通过理性才可能。由于整个现象界都可通过机械作用而生成出来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康德只有假定或引入物自体并配以智性直观的可能世界,才能给有机体和目的因果性提供彻底的可能性。合目的性原则作为一种理性批判原则,对于辨别合目的性或者目的论的滥用和弃用的形态仍然有借鉴意义;但康德把自然的最终目的定位于人的主观性状的形式方面,可能也错过了以感性为出发点的一种目的论的方向。

简介：＂什么是哲学＂的提问方式本身,就已经在用传统方式回答了哲学是什么。但是,海德格尔扭转了这个提问方式,即哲学不是任何意义上已经被准备好了前提的现成的东西。他把＂什么＂或者＂是＂的提问方式,变成了关于对这种提问方式是如何出场问题的研究,将存在的话题转化为时间的话题,用时间问题引导空间问题,从此改变了哲学研究的方向。

简介：在雅斯贝尔斯哲学中,存在是大全。在大全思维中,雅斯贝尔斯构思了一幅存在的图像。在思维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这幅图像,因为这个非对象性的东西本身当作思维的被想象的对象。在这幅图像中,同时编入个别单词的图像。就此而言,这是来自图像和无图像的一种图像,但是,这不可能是来自隐喻和其他标志的一种聚集体,相反,这是存在的一种构成性的改写。在自身的改写中,存在球形地、飘忽不定地显现出来;它是动态地,然而严格地被整理过的,它成梯级形状并编织状地联系在一起,按类别归类并相互交错地联合起来。它被分离并相互统摄着,它可以一览无遗,但它不是封闭的、突破的和联合的。不过,它总是轻微的、透明的,就像在某种巨大的三维丝网里一样,到处都被截获在自身的关系之中。

简介：谢林认为费希特对反思性自我把握的逻辑困境的批判陷入了循环论证。为了克服这种循环,谢林让自我意识跨越了主体性的界限,作为“第一性的东西”,这种绝对的自我意识使认知,而且使对反思的直观成为可理解的。谢林称自我意识对自身的这种“认知”为“智性直观”,智性直观之被反思只有通过想象力的审美活动才是可能的。谢林把对艺术产品的审美直观也称作哲学的工具论和凭证。为了能够系统地理解人类自由的本质的问题,谢林给出了一种有生命的、实在的自由概念,为一种不仅把善,而且把恶开启为人类自由的选择权的哲学提供了空间,在此意义上到达了唯心主义的边界。

简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以隐喻的方式提出了两种国家政治模式,即机械模式和有机体模式,这种隐喻并非单纯着眼于修辞学上的效果,而是着眼于其哲学上的造型功能,甚至是哲学思考和言说的本质。后世哲学中的＂概念隐喻＂在康德这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以帮助建构他自己全新的哲学思考。类比思维不只是达到语言效果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且是正规的哲学思维方式,它表达的是无法用逻辑规则来限定的哲学思想。图型法和象征论在康德那里是把概念和直观联结起来的两种不同的方式,虽然后者被当作前者的补充,为的是在涉及理性概念（理念）时补知性范畴（概念）的图型之不足,但它本身也成为建构一个超越于认识论之上的哲学领域（实践哲学和美学及目的论）所必不可少的枢纽,它在理知世界的原则无法使自己显现为直观的情况下,以现象上可了解的方式得到了描述。类比法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被采用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以类比的＂模型＂代替了＂图型＂的作用;而在《判断力批判》中,有机体和自组织的概念为政治哲学中的那些理念提供了实在性的证据和理论的支持。康德在自然机械产物、人工制品（艺术品）和有机体之间所做的区别使政治实体在等级上凌驾于自然物之上,并通过将有机生命的合目的性原理转用于政治体制方面,而论证了民主共和体制对于专制独裁体制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并不在于那种外在表面的政治形式,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康德的身体政治学也不同于古代由一部分（头脑或心灵）支配其他部分（肢体）的身体政治学,而是主张每个平等的成员都先于国家,而国家同时也先于每个成员,它既不是回归古代的整体主义,也不是后现代的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而是指向现代共和主义的进步方向的。

简介：本文讨论关于《实践理性批判》中“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一章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动机”是否为实践理性批判引入了某种心理学的机制从而造成了这项批判的不一致。对此，笔者认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实际上是指理性法则规定行动时，有限的、感性的理性存在者具有的整体状态。我们既不能将其看作是道德法则规定行动时依赖的心理因素，也不能将其看作是理性的法则依据因果法则在主体中产生的经验心理学的后果。第二个问题主要是“道德法则作为动机”与“道德情感或敬重作为动机”这两种说法的一致性。在整体状态的观点下，道德法则和道德情感可以被看作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理性法则规定意志时的不同方面，它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获得一致性。由此，我们也可以将作为道德情感的敬重的否定方面和肯定方面纳入到统一的理解之中。第三个问题是处理《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及《道德形而上学》中“动机”含义的一致性。笔者认为“动机”一般是指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专指理性法则成为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时我们作为有限的、感性的理性存在者所处的状态。这些著作在“动机”的使用上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简介：情感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中一个既重要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本文致力于对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情感进行一个全面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并为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角色给出一个合理的定位。基于康德道德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康德道德哲学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道德形而上学的酝酿阶段、奠基阶段、完成阶段和“应用及扩展”阶段。在酝酿阶段,康德的道德哲学尚未成熟,哈奇森和卢梭先后对康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面三个阶段都属于成熟阶段,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里,康德道德哲学的目标各不相同,与此相应,每个阶段都有一种主要类型的情感被突出出来,服务于该阶段的目标。与此相应,成熟时期的康德道德哲学中有三类情感,即作为动机的道德情感、支持性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目的论下的非道德情感。作为动机的道德情感主要是敬重感;支持性的道德情感包含良知、爱、同情和友谊;而道德目的论下的非道德情感又包含三类:其一为本身与道德情感相类似的非道德情感,比如审美情感和宗教上的虔敬;其二为本身具有两面性的非道德情感,比如荣誉感;其三是本身在道德上为负面的非道德情感,比如权力欲和激情。

简介：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系统不仅是其目的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实践哲学中的一个独立理论。在结构上,这个系统包含两个部分：作为形而上学基础的目的王国系统和作为形而上学理论的道德目的学说及实用目的学说。在内容上,目的王国系统是一个资格体系,其质料是作为自在目的的理性存在者,其形式是定言命令的目的公式,其完整规定类比于自然王国系统。虽然人能够在目的王国中作为自在目的而实存,但是他毕竟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现实中要实现自己的道德性必须克服感性欲望按照道德目的去行动。以此为基础,道德目的学说的质料是作为德性义务的＂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其形式是德性学说的至上原则,其系统建构以德性义务系统为基础。从属于道德目的学说的实用目的学说以实现幸福为最后目的,以经验性的明智原则为形式,并不能构成一个系统。

简介：在词源学和哲学的视角下,文章首先分析和引证了＂gemein＂为什么会是＂下流的＂＂无耻的＂,阐述了没有个性和下流无耻的关系。文章力图借助词源学的方法揭示出,杰出就是意味着对起规范作用的边界进行挑战和游戏;而真正的天才总是可能冒着被时代误解的风险。

简介：康德的历史哲学是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有学者将其视为与三大批判同样重要的＂第四批判＂。但相较于康德的知识论、道德哲学和美学等思想,康德的历史哲学受到的重视依然不够,这是与其重要地位很不相称的。康德的历史哲学并不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而对其进行的专门论述,而是康德目的论思想的具体表现。康德正是通过历史哲学阐明了作为理性自律的普遍法权和道德在受制于自然因果必然性的人类中是如何可能的,这一以法权和道德为目的的先验历史观是康德完成自己关于理性的建筑术构想、最终统一自由与必然的关键环节。

简介：本文的核心目标是讨论意义问题，但这个探讨是以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工作为前提的，在他的视野下，意义问题和“语言的使用”密切相关，所以本文的重心就转向考察“使用”这个基本概念。这个考察首先从分析维特根斯坦提出“使用”概念的背景开始：“使用”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语言意义观被提出的，它的提出为我们描述了另一种看待意义问题的方式——把意义看作语言的使用。这构成了本文第一部分论述的内容。在第二部分中，笔者接着转向讨论“使用”概念本身所蕴藏的东西，这一讨论以“理解”和“规则”为两个角度分别阐明它们和“使用”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这种关系的考察来揭示“使用”自身的内涵，进而呈现“意义”的内涵；通过深入挖掘“使用”概念，我们也进一步解释“语言意义”这种现象所蕴含的两个基本内容。在本文最后一部分，笔者将批判地分析上述两个基本内容，论证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最后尝试予以回应。

简介：美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充满争议的问题。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就是知识”命题中的“知识”尽管也包含道德知识,但主要指的是理智知识,不仅如此,他的这一思想经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提升成了一般哲学层面上的观点,并且构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在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康德区分了具有自然必然性的自然世界和具有自由必然性的道德世界,以及区分了研究自然世界的自然形而上学和研究道德世界的道德形而上学,据此,他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把真与善区分开来,把求真(它以知识为目标)与求善(它以美德为目标)区分开来(它内在地包含了在伦理学的意义上把知识与美德区分开来),实现了在美德与知识问题上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康德的超越其实是休谟区分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它是对美德与知识关系的正确处理,但是,如果不像康德那样把伦理学仅仅看成形式主义的唯动机论的伦理学的话,那么,像康德那样把理智知识完全排除在道德特别是道德判断之外的做法也会对伦理学造成某种伤害。

简介：胡塞尔以近似于数学坐标系上线性变化的直线来表征的内时间图式不能充分展示内时间的多样性,其静态性和秩序性遭到德勒兹的批判,主要原因在于那些直线受外在统一的坐标框架的限制。数学中流形论或微分几何是脱离统一的外在框架处理多元性问题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微分动力学演化模式被德勒兹拿来探讨多元性观念的演化,作为多元性观念的时间应该显示一种游牧的不可预期的生成性特征。由于胡塞尔的内时间描述中最为重要的滞留迭代模式可与混沌理论中的“虫口模型”相类比,所以展示内时间生成特征的最佳形式是混沌理论中的分形图形。

简介：本文首先要探讨的是,布伦塔诺如何尝试根据存在之类比的学说这一线索,来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展开系统化。对存在者及其多重含义的追问集中于范畴分析。海德格尔对布伦塔诺解释中的这一决定性要点的解读,是极具批判性的。他的批判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对传统判断理论(作为真理的位置)的解构,然后是对存在(ousia)的时间性解释,最后是存在的真理含义的明确提出。与布伦塔诺不同,海德格尔尝试以一种源初的发生方式揭示范畴的发生行为,这取代了布伦塔伦提供一种“范畴系谱学”或者一种“范畴演绎”的尝试。自此,重要的是,将构成希腊之现成范畴的背景的原初经验加以突出:希腊存在论的源始规定是从制作(poiesis)范畴中派生出来的。同时,要批判性地探讨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阐释的可能性和界限。

简介：在精神成就创造过程中,难免地伴随着的是精神力量的衰败。这种衰败在哲学领域的体现即经验之路的展开,以及超拔之思的隐遁。在嘈杂的声音之后,精神救赎的路何在？如果连探寻的能力都丧失了,得到答案之途愈发遥远。

简介：在康德之后的现代哲学中，“时代”（时间）意识不断得到发展和强化，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时代”理解为“理性”得以聚集和“成型”的根本原则，并由此将哲学理解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不仅把整个“存在”都“时间化”了，也将“时间”的功能“实践化”了。而刘小枫先生不久前发表的《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一文中对“启蒙”观念的批判和对“德政”的颂扬之所以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争议，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现代哲学首先应该具备“时代意识”，没有对“当代中国”与“中国传统”和“（后）现代西方”所处的“时代”差异做出深刻的反思，从而产生了认识百年共和对我们（当代中国人）“历史含义”上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