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后,因身后萧条,无以为殓,更无以为葬,后得江津社会名流邓燮康先生等的关心和资助,才解决了死后的衣衾棺木等问题。陈在江津的墓穴,位于距江津县城西门外几里的原邓家新建别墅康庄,这是邓燮康先生捐赠的。台湾有文章说: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命江津匪徒”“毁其墓,暴其尸,任人侮辱践踏”(王觉源:《我所认识的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第30卷第5册)。但我于1979年8月中旬和1986年8月25日,在安庆几次访问陈松年先生(陈独秀的第三子)时,他一再讲到:“1947年夏,我托浙江会馆运木料和什物的船只,将我父亲及谢氏祖母的棺木从四川运回安庆,先是寄存于西门太平寺,后又将父亲的棺木移到现安庆市北郊洪水潭我家墓地,与我生母高氏夫人合葬。”陈松年讲的事实足以驳斥上述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还有文章说,“陈独秀之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这种说法也缺乏事实根据。1986年8月25日下午,在参观陈独秀在安庆的墓地时,我曾就此问题问及陪我参观的陈长璞(陈松年之女),她说: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每当清明扫墓时,父亲(指陈松年)从不带儿女,也不告诉他们,总是独自一人去给祖父
简介:天亮了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仓皇逃窜,一些潜伏特务、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乘机打劫,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人心惶惶。敌人逃跑时,企图对重庆进行大破坏,特别是对军工厂、电厂、自来水厂等都安上炸弹,妄图全部炸毁。地下党一方面策反“保民军”维持地方秩序。一方面组织进步群众,在重要地方站岗放哨,防止坏人捣乱,在工厂组织护厂队,保护工厂安全。我们撤下来的游击队员也积极行动起来,维持地方秩序,地下党的一些负责同志,集聚在小什字市民大楼,为迎接解放忙碌着,他们还随着工商界一些知名人士坐小轮船前往南岸海棠溪,迎接解放大军进城。全市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唱歌跳舞,胜利纪功碑(现解放碑)顶上升起了第一面红旗。吴昌文请画家谭遥连夜赶绘出第一幅毛主席巨幅画像,也出现在迎接解放军进城的行列里。蒋仁凤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找几个同志去保护范众渠的安全,我把这任务交给了陈立洪和张平和,他们想不通。说:“我们干革命,是为了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现在要解放了,却要我们去保护那些当官作老爷的人,这是啥道理。”我向他们解释:“范众渠虽然是市参议会议长,但思想开明,是我们的统战对象,特别是为保卫重庆不遭破坏立了一功。”老陈说:“这些人帮助国民党...
简介: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漫漫征途。在红军长征之初确定的落脚处并不是陕北,也没有打算要走二万五千里。在长征途中,根据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落脚处至少有三次大改变。众所周知,红军在长征之初,为了甩脱追击的敌人,一路打一路跑,只想先跑到有红军的地方,歇下来喘口气,以图东山再起,根本不知道在遥远的陕北地区有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存在。红军长征之初,党中央本想带着部队打到湘西去,和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重振旗鼓建立根据地。所以,部队出发后,沿着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往西进军。国民党当局察觉红军的意图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了4道封锁线,部署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敌强我弱,红军打不过只能逃,被毛泽东形容为:“叫花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狗不咬就不打了。到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损失惨重,而国民党军队又在红军前进的路上重新集结了重兵,如果再按原计划去湘西,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计划,转移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