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使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这要求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不足包括三个方面: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最终决策。其中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环节的不足尤为明显。为此,中国有必要从观念、制度、人才使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走出“弱国无外交”认知误区,从整体与长远角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外事务上的统摄功能,一名政治局常委任常务副主席兼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负责对外事务,外交部长由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副总理兼任;建立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类制度,强化外交官的离岗培训,大量增加“外部人”,即把有经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到外交决策部门中来。
简介: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基础之上,是西方国家对于外交决策实行监督制约的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对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议会监督、政府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其主要功能是:监督外交决策和决策机构是否依法行使外交决策权,以及在执行外交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保证外交决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促使外交决策者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适时调整外交政策,调节和平衡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与需求。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由于自身存在着阶级局限性以及种种弊端,因而其监督制约效能又存在着有限性的一面
简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简介:俄罗斯远东与中国的关系是俄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莫斯科来说,同北京的关系首先是其整个对外政策的一部分;而对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或布拉戈维申斯克来说,中国则是最近的邻居。本文主要从远东的视角来研究俄中关系,评价其在迅速发展的饿中关系中的地位和意义。经济:地区关系发展的基础在具有经济互补性的中俄经贸关系发展中,互利性成为两国接壤地区关系的基础。同两国的地区联系使在经济改革时期甚至落后于俄平均水平的远东满足了居民对食品和日用品的基本需求。俄远东的10个主体中有8个属于萧条之列,1994年地区的每个二、三类企业都是亏损的,这说明远东的形势十分严峻。等待联邦中央的实质性帮助也没有结果。俄联邦政府于1994年1月22日责成各部、主管部门和远东各权力执行机关在6个月内制订出俄东部
简介:前言在新加坡各种族人口比率中,华人所占的比率大约保持在76%前后.这也因为有政府的不懈努力和政策[1].苦于华人国民的海外流失和少子化所引起的人口减少的新加坡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积极地接纳了以移民身分从香港来的高学力人员及其家属[2].其后,新加坡的各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接纳了从中国到美国、英国等英语国家留学并获得学位的中国人作为研究人员和专家.此外,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急速的经济发展不仅加快了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加快了两国间人与文化的交流.1965年独立后极度警惕被称为"第三个中国"、使中国色彩淡薄而推行了各种政策的新加坡到了今天也为了与中国合作而大大改变了政策.现在,华人国家新加坡正掀起"中国化"(汉化)热潮.
简介:在中国,泰戈尔的接受与研究有着百年历史,早在1913年10月,钱智修就将泰戈尔介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与60年代初分别掀起两次泰戈尔译介与研究的高潮。改革开放以后泰戈尔研究复苏,并逐渐全面深入发展,研究成果颇丰。本文选取1979到2009年这三十年间的译介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20世纪80年代,参与泰戈尔研究的学者以东方文学研究者为主,研究内容涉及泰戈尔的生平、思想、与中国的关系、作品等方面。90年代以后,中国研究者研究的角度与方法更为宽泛,内容也更为深入,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气象。与此同时,中国的泰戈尔译介与研究也存在一定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反思,以期对未来的泰戈尔研究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