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俄罗斯远东与中国的关系是俄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莫斯科来说,同北京的关系首先是其整个对外政策的一部分;而对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或布拉戈维申斯克来说,中国则是最近的邻居。本文主要从远东的视角来研究俄中关系,评价其在迅速发展的饿中关系中的地位和意义。经济:地区关系发展的基础在具有经济互补性的中俄经贸关系发展中,互利性成为两国接壤地区关系的基础。同两国的地区联系使在经济改革时期甚至落后于俄平均水平的远东满足了居民对食品和日用品的基本需求。俄远东的10个主体中有8个属于萧条之列,1994年地区的每个二、三类企业都是亏损的,这说明远东的形势十分严峻。等待联邦中央的实质性帮助也没有结果。俄联邦政府于1994年1月22日责成各部、主管部门和远东各权力执行机关在6个月内制订出俄东部
简介:前言在新加坡各种族人口比率中,华人所占的比率大约保持在76%前后.这也因为有政府的不懈努力和政策[1].苦于华人国民的海外流失和少子化所引起的人口减少的新加坡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积极地接纳了以移民身分从香港来的高学力人员及其家属[2].其后,新加坡的各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接纳了从中国到美国、英国等英语国家留学并获得学位的中国人作为研究人员和专家.此外,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急速的经济发展不仅加快了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加快了两国间人与文化的交流.1965年独立后极度警惕被称为"第三个中国"、使中国色彩淡薄而推行了各种政策的新加坡到了今天也为了与中国合作而大大改变了政策.现在,华人国家新加坡正掀起"中国化"(汉化)热潮.
简介:在中国,泰戈尔的接受与研究有着百年历史,早在1913年10月,钱智修就将泰戈尔介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与60年代初分别掀起两次泰戈尔译介与研究的高潮。改革开放以后泰戈尔研究复苏,并逐渐全面深入发展,研究成果颇丰。本文选取1979到2009年这三十年间的译介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20世纪80年代,参与泰戈尔研究的学者以东方文学研究者为主,研究内容涉及泰戈尔的生平、思想、与中国的关系、作品等方面。90年代以后,中国研究者研究的角度与方法更为宽泛,内容也更为深入,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气象。与此同时,中国的泰戈尔译介与研究也存在一定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反思,以期对未来的泰戈尔研究有所借鉴。
简介:根据对2008年7—9月相关材料的评估,中国与各主要大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变化如下:中美关系变化为平升降,由1.1先升为1.2,再降至1.1,布什总统8月出席北京奥运会使双边关系上升,但是9月两国围绕宗教问题和达赖问题发生纠纷;中日关系变化为升升平,由1.7升至1.9,期间两国首脑会晤使双边关系上升;中俄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8,主要外交事件为两国领导人在八国集团会议和北京奥运会上的会晤;中英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5.2,期间两国高层多次会晤;中法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6,法国总统萨科齐8月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使双边关系回暖;中印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5.4,期间两国围绕取消对印度的核出口限制一事略有龃龉;中德关系变化为平平升,由5.6升至5.8,两国高层互访推动双边关系改善。预测组于2008年7月所做预测的准确率平均为86%,分值误差平均为0.03。
简介:跨国公司选择投资的目的地一定是源于他们寻求的目标,无论是自然资源、市场、劳动力还是资产,更重要的是,他们寻求的目标在那里可以实现。由于他们寻求的目标所处的地点,以及他们作为全球化的后来者的身份,中国公司经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FDI)。FDI寻求的是在外国商业领域的控股权,而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面临很多阻碍FDI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法律规范缺乏、腐败严重和政治风险高,这些都是柬埔寨投资环境的特征。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者都更喜欢政府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能保护财产权,并限制政府的行政领导权。柬埔寨的制度无力创造这种条件,外国投资者必须寻求其他的方式来保护他们的投资。
简介:在定量衡量双边关系时,我们将双边关系的性质划分为三大类别:敌对、非敌非友和友善。每一类别依照程度再分为两个等级,共计六个等级。敌对分为对抗和紧张两等,非敌非友分为不和与普通两等,友善分为良好和友好两等。六个等级对应的分值范围分别是:对抗(-9--6)、紧张(-6--3)、不和(-3—0)、普通(0—3)、良好(3—6)、友好(6—9)。每个等级再分为低等、中等和高等水平,正值与负值的低、中、高等水平方向相反。例如,在良好等级中,低等水平是3—4,中等水平是4-5,高等水平是5—6;在紧张等级中,低等水平是-3--4,中等水平是-4--5,高等水平是-5--6。每个水平再分为十度,每一度的分值为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