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基础之上,是西方国家对于外交决策实行监督制约的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对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议会监督、政府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其主要功能是:监督外交决策和决策机构是否依法行使外交决策权,以及在执行外交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保证外交决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促使外交决策者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适时调整外交政策,调节和平衡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与需求。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由于自身存在着阶级局限性以及种种弊端,因而其监督制约效能又存在着有限性的一面
简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使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这要求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不足包括三个方面: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最终决策。其中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环节的不足尤为明显。为此,中国有必要从观念、制度、人才使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走出“弱国无外交”认知误区,从整体与长远角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外事务上的统摄功能,一名政治局常委任常务副主席兼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负责对外事务,外交部长由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副总理兼任;建立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类制度,强化外交官的离岗培训,大量增加“外部人”,即把有经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到外交决策部门中来。
简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简介: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法理主义一直是植根于美国外交实践的三大思想传统。早在几十年之前,美国著名的外交史学家、“遏制理论之父”乔治·凯南在其被称为“冷战圣经”的《美国外交1900—1950》一书中曾说,“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的观念曾一再阻碍了对国家利益的明确界定与有效追求”,并倡导“从现实主义中寻找更理性、更沉思熟虑的国际政治观点”。①可见在美国外交史上早就存在着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法理主义这三大思想传统的对立与协调。以此观察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不难发现,“以压促变”也好、“全面接触”也罢,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在这三大思想传统之间摇摆。然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美国对外政策的这几大思想传统及其在对华政策上的表现又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更多还原
简介:“全球公域”系指主权国家管辖之外的人类共有资源、区域与领域。全球公域战略是北约为顺应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所推出的重要举措,也是其为促进自身转型所采取的关键步骤。在全球公域战略新语境下,北约在继承后冷战时期以“进攻性防御”、“全球性防御”和“预防性防御”为逻辑主线的理念前提下,进一步扬弃创新,继而形成以“综合安全”、“相对安全”与“合作安全”为思想内核的安全新理念。在新战略、新理念的指导下,北约充分动员一切可用的军事和民用资源,审慎而有选择地将有限的力量部署在国际海洋、国际空域、外太空与网络空间等不为任何主权国家所有而全人类安全与繁荣所系之域,以保障其成员国的安全利益与战略优势。面对北约“合作加防范”双轨制全球公域战略,中国宜积极回应、力促合作,同时树立防范意识、加快自身能力建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与北约携手为全球公域安全治理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