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内战中的反政府武装跨越国境开展抵抗行动将威胁区域安全。内部冲突的外部化成为目前国际安全领域研究的热点。针对与之相关的内战的域外情境,此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内战当事国、跨境行动的反政府武装及其接收国之间的策略互动模式。当越境散逸的武装分子与接收国之间的实际关系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策略互动将给当事国内部武装冲突局势和两国关系带来多种可能的结果。当事国内部冲突风险和国家间冲突风险至少受到三方面影响。第一,接收国影响武装分子行动的能力。第二,当事国阻止叛乱受到接收国资助的行动强度。第三,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等方面影响。一国内部冲突与政府间摩擦之间的关联性将为区域安全机制的调停或维和举措带来额外挑战。国际社会在应对冲突威胁的行动中需要精确识别内战外部化问题的具体策略环境,从而为推动各方达成长效和平方案做出实际贡献。
简介:进入21世纪以来,武装无人机成为新军事技术的象征,理解其军事和战略影响成为重要的课题。在既有的讨论中,支持者沿着功能本位论证无人机让战争变成了精确的外科手术,质疑者从价值本位批评它将战争变成了暗杀。两派在争论中各执一端,但都共享了将无人机器物化和静止化的预设。这些技术预设限制了我们对无人机变革与战争关系的思考,为此,引入技术社会学的“社会-技术系统”的概念。该概念认为技术不是静止的,一直处在变革中,技术变革不是器物的变革,是与器物相关的系统变革,是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以此观之,无人机不是单独的器物,而是一个与社会无缝连接的系统,其演化的动力是技术利基、客观环境和社会制度三者相互作用,它经历了诞生、发展和制度化三个阶段。当前,无人机系统正处在制度化阶段,它与既有制度在资源分配、独立建制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冲突和融合。如果没有技术突破和战略环境的剧变,这种冲突和融合将会长时间存在,这决定了当前无人机战争的含混性和复杂性。社会-技术系统的视角有利于思考技术变革和战争变迁的复杂性,并为应对未来的无人机战争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
简介: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始海外殖民征服运动,这对于处于洲政中的美国人而言无疑是一次正义的冒险。“擅长治理是上帝赐予英语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恩典,因此我们可以统治野蛮落后的民族。”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伯特丁·贝弗里奇曾这样声明,“在所有的种族中,上帝选择美国人作为重建世界的最终领导者。”1898年,美国在菲律宾发动了一场军事征服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了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并使菲律宾成为美国最大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这场征服运动既包括激烈的斗争、严刑拷打、强迫安置以及可怕的屠杀,同时也竭力通过“亲善的同化”来怀柔菲律宾社会重要阶层。1901年7月4日,在威廉·麦金莱总统的指示下,“为了促进菲律宾群岛人民的幸福、和平和繁盛,一个文治政府建立起来了……(文治政府)最大限度地遵从菲律宾人的习俗、习惯、甚至是偏见,这些是形成一个公正有效政府的必要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