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简介: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体系发生剧烈变化,非传统安全成为损害国家利益及世界安全的重要威胁.传统安全观逐渐向新安全观转变。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观转型的背景下诞生。同时也是新安全观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上合组织始终把打击“三股势力”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组织内的联合军演是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方式.其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通过成员国相互合作增加互信与沟通,为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巨大作用。面对外界部分媒体对其性质的质疑,从安全观角度对其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解读,对打消西方疑虑、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和平使命”系列军演是上合组织框架下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的安全合作项目,对其进行深度解析,是认识上合组织安全观的重要途径。
简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号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
简介:判断一国粮食安全的实现程度,要基于对粮食安全的清晰认知。粮食安全问题易被简化为粮食总产量问题。上述概念相关但非同一命题。国际粮食安全认知维度及演进显示,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从横向看,它包含可供量、粮食获取、粮食利用(如营养安全)与稳定性四个维度;从纵向看,它包括宏观、中观与微观(如家庭获取能力)三个层面。一个完备的国家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也应与这四个维度、三个层面相对应。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政策与监测主要强调国内供给总量安全,属于可供量维度与宏观层面的交集;其他维度则较为单薄,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维度以及粮食利用维度下的营养安全。借鉴巴西跳出“粮食生产大国无粮食安全之虞”的认知窠臼、直面其粮食安全严峻态势、进而推行影响深远的“零饥饿”计划、取得显著成效的经验,中国应加快构建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和农业发展现状的粮食安全认知、监测及治理体系,即将粮食安全治理重心从宏观转入宏观、中观、微观并重,构建一套全面的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以及建立跨部门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简介:中国西北周边的安全形势是形成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的现实基础。当前,中国西北周边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价值不断提升,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形势相对平稳,但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呈现出新形势。基于理论和现实的需要,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成为当下值得探讨的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在维护区域安全和促进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安全功能,其成立和发展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需求,可以将其作为中国区域安全战略的支撑平台之一,但不能作为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的独立支撑平台。这是由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需求、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形势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自身状况和多边机制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在与周边国家打交道时,如果需要各国共同协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就在多边机制下进行合作;如果在双边条件下更有利于解决的问题,就拿到双边机制上来解决。为了更好地构建中国西北周边安全环境,应该以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局势,以更加开阔的战略思维来思考应对策略。
简介:国际私营安保市场已形成政府、国际组织、产业和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国际治理架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安全产品市场化结构比较单一,提供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这种“唯一性”致使“发展中国家式”的国际安全领域产业基础供给与“发达国家式”的海外安全需求间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目前,中国私营安保服务公司面t临安保服务频次急剧增加、安保服务对象越来越多元、安保服务内容日趋专业等较好发展机遇;但同时由于中国安保服务公司成立时间较晚,也存在一些发展上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既要外交保护、领事保护、执法保护;同时也需要私营安保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支持参与。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理解和设计中国海外私营安保的发展,遵从私营安全领域的国际运行规则,着力推动中国海外安全保护治理体系结构的顶层设计,加快境外安保市场化改革步伐,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企业参与、社会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构建“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可重点根据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特点、方式,充分发挥私营安保公司在风险评估、情报支持、后勤支援、现场保护、安全培训、战略咨询与设计、紧急撤退和紧急医疗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