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作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极为复杂,中美关系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今后也不可能坦途一片。仔细分析两国关系的坎坷历程,总的趋势还是积极向好的,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型大国关系,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时代需求,具有许多新的特征: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交往密切但互信度有限,在经贸金融领域广泛合作但冲突和纷争持续不已,在人文领域中深化交流,相互影响又彼此设防,在国际事务中责任相同、诉求相近但也常常立场相左。所以,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基础既牢固又脆弱,双方对此必须有清醒估计,都有责任精心进行维护和经营。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还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互利双赢的务实合作。就当前而言,首先要在亚太地区形成良性互动。美国应站在全球战略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谨言慎行,真正践行两国领导人在《中美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支持通过合作努力建设21世纪更加稳定、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的庄严承诺,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简介: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简介:当前,中国崛起态势“如火如荼”,美国首强地位“自恐不保”,中美关系逼近“振荡期”,业已存在的现实摩擦与可能爆发的矛盾冲突亟待有效的手段予以管控,相互疑虑日益增长的趋势亟需特别的渠道予以扭转,实现这些目标刻不容缓。正如1972年历史性开启中美关系的对话那样,中美急需切实管用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经常性、机制性的接触,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有助于保持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安全乃至军事关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减少不稳定因素,最大限度控制风险的扩大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运而生,因之而兴,为推进中美关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对话机制也有需要改进提升的地方。由此,如何深化中美对话机制、为塑造新型大国关系营造好的氛围,值得我们思考并为此提出见解、建议。
简介:为了能够进入中国开展活动,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调整策略,不按照它们在中国境外的一般做法行事。循序渐进是多数外国非政府组织所采取策略的主要考虑,即先寻求在中国站住脚、建立合作关系网、奠定活动基础,然后逐步推进以实现其战略乃至最终使命。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对华策略当前在中国通常是可接受的,但并不意味着该组织会长久保持同样策略,未来一旦其在中国的活动基础奠定或者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该组织很可能会调整或变换策略。通过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对华策略分析,可以了解与把握其在中国活动现状及效应,并展望与推测其未来策略调整或变换趋向,还能够认识中国有关各方应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外国非政府组织对华策略的形式与内容都很丰富,下面从五个方面概括论述。
简介: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