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欧盟的决策机制是一种特殊的多元制度安排,涉及委员会、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其中委员会享有动议权,而理事会享有决策权。欧洲议会最初只有咨询权,经过一系列的权力演进,欧洲议会逐步获得了预算权和参与立法权。阿姆斯特丹条约引入的“共同决定”(co-decision)机制赋予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平等的立法权。欧洲党团在欧洲议会第一次普选前夕纷纷成立,经过多次调整形成了现在的几大党团。本文分析欧洲议会权力的演进与欧洲党团形成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问是相互促进的。欧洲议会权力的扩大诱发了欧洲党团的形成,而欧洲党团的形成提高了欧洲议会的决策效率,从而提高了欧洲议会在机构问决策中(inter-institutionaldecision-making)的作用。
简介:当代菲律宾女性权力参与程度很高,而且有自己的特色,即不仅女议员、女总统、女部长比例较高,而且政治家的妻女也拥有较大权力,其女性权力参与可分为正式权力参与和非正式权力参与,两者都有合法的渠道和机制.菲律宾女性权力参与又与家族政治密切相关,在缺乏民主的威权时期,女性更多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参与权力政治,主要起辅助、补充、配合的角色.在民主转型时代,民主选举加上家族政治,大大促进了政治家族的女性参与正式权力领域.但是,家族政治本身就是与民主政治相对立的,实际上,家族政治是菲律宾政治发展的一个毒瘤,阻碍了菲律宾民主政治的成熟,也降低了普通公民,尤其是普通妇女群体参与权力政治的可能性,最终阻碍了女性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提升.
简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简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简介:受限于薄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通过加强美菲同盟的策略试图取得优势。美国则借中菲南海争端,通过巩固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维护自身在西太平洋的存在。但是由于两国在南海问题中立场与利益的不同,以及中美、中菲关系的结构性差异,美国无法完全按照菲律宾的利益行事。除了有限地帮助菲律宾提升防御能力,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是宣传性的,即制造出美国十分重视盟友利益、菲律宾在与中国的南海争端中有美国帮衬的表象,其目的是迷惑中国对局势的判断并且限制中国的政策选项。所以在外交术的分类中,加强美菲同盟的策略既是军事性也是宣传性外交术。加强美菲同盟的策略没有改变南海问题现状,中美关系或中菲关系的整体发展也没有因此受到阻碍。通过权力运用观下一国获得对他国权力的条件考察加强美菲同盟这一策略,可得出菲律宾未能通过该策略在南海问题中获得对中国的优势。但是这一策略充分体现了在国际政治中菲律宾积极超越自身不足的主动性。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