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回顾了全球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进程，分析了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特征与走势，探讨了国际产业转移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文章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产业转移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迄今为止，世界经济格局的诸多变动都缘于国际产业转移。

简介：依托全球化和区域-体化,权力转移的进程不断加快,多中心的国际权力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在多中心体系下,权力转移进程呈现出权力扩散、权力分解、特定议题上权力分配的不对称三种特点.这三种特点也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中中等大国的行为.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彰显了印度作为中等大国在权力转移进程中的行为方式,也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利益诉求.对于印度与上海合作组织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通过调整自身的行为与对方的预期达成-致,从而为推动双方的发展与进步创造条件.

简介：印度服务外包业向乡村转移是经济、信息全球化背景下服务产业向国际国内纵深转移改变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的最佳例证。通过对印度服务外包业向乡村转移的现状、成因及效果的剖析，不仅可为我国利用服务产业向纵深转移增加农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一种思路，更重要的是为打破制约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持续发展的人才瓶颈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

简介：日本技术向东南亚国家的转移主要采用既包括技术、又包括资本和经营诀窍的直接投资渠道。总部设在日本的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形态在东南亚国家里设立许多家生产合成纤维的的合资企业。合成纤维产业对东南亚国家工业化(特别是泰国工业化)起着重大作用。就日本技术向东南亚国家的转移情况看来,泰国合成纤维产业的发展同日本企业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简介：自2011年以来,中东局势的剧变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兴起,吸引了数万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参与战事.随着“伊斯兰国”日渐溃败,此波规模空前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转移和回流,将对国际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仅从这些人员个体性的角度,难以全面评估此类安全威胁.应在“伊斯兰国”全球战略布局、本土恐怖组织结合当地议题的发展与重组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活动网络的联结等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三个层面的表现中,俄罗斯和中亚地区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安全风险.一是两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规模庞大,而且大多成为“伊斯兰国”及其部分分支的主力,并在世界各地多次发动恐怖袭击;二是组织性较强,“伊斯兰国”的效忠组织及分支将成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回流及恐怖活动的重要载体,特别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三是他们的转移和回流,不仅推动“圣战”萨拉菲主义等暴力极端主义的渗透,而且将提升俄罗斯及中亚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水平.所以,如何增强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的反恐能力及合作水平,施行针对回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改造政策,对于维护地区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简介：前言近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力的加强在经济方面尤为显著。2001年中国与东盟同意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并于3年后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有了大幅增加。贸易额从2003年的600亿美元骤增至2008年的1970亿美元（增加228％），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