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不久前,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此案就其案情并不十分的复杂,但经法院半年多时间的审理才最后结案。一九八二年十月至一九八三年八月,吉林市某电器厂(后称甲方)根据生产计划的需要,与北京某电机总厂(后称乙方)先后签订了三份购买北京专用电机九千台的经济合同。这本是企业间一种正常的协作与交易,可是,问题恰恰发生在这三份合同的订立之中。签订合同时,双方

简介：<正>自打调进律师事务所做专职律师,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近半年的时间。此间陆陆续续与所里老律师合作或单独承办了或大或小的10余件案子。而印象最深、最费周折的倒是我单独承办的第一桩案子。那桩案子讲起来其实颇为简单。某人在1996年1—5月间以其个人所有的一辆东风货车为某建材厂下属经营部送货到外地,累计形成5000元运费。1996年5月,由于经营部当时资金紧张,只支付了车主3000元,余款

简介：<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公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健全我国法制,从司法程序方面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处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为了认真学好和正确执行这部新法典,本刊特邀请我院有关人士举行专题座谈会。现将部分发言整理发表如下:

简介：<正>热闹非凡的明瓦廊位于新街口西南,是一条横贯城中心区,南北走向的大街,从明代开始为南京的主要街道之一,也是以集市贸易发达而闻名的街巷之一。南京解放前夕,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物价一日数涨,街头巷尾银元贩充斥,伤兵到处闹事,流氓地痞乘机杀人越货,粮店被枪日有新闻。1949年2月16日在新街口闹市区的明瓦廊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分尸案,被害人何晋琯被谋财害命,将尸体分解8块装入箱子抛尸于街头。国民党当局为破此案仅凭被告王斌的一次口供,抓获犯罪嫌疑人十多人,(其中3名被告被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免予起诉)引起嫌疑人的家属控告、上诉、拉关系、开后门,一时闹的乌烟瘴气,此案一直到1953年方告结案,其破案之复杂、情节之曲折、时间之长,曾在南京市民中引起极大反响,当时南京各大报纸争相刊登新闻,《南京人报》连续报道了该案发案、侦破、结案的全过程。

简介：行政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其内涵尚未形成共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应当重复处罚，这就是“一事不再罚”原则。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是“一事不再罚款原则”即对同一违法行为构成法条竞合后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款”原则是“一事不再罚”理论与行政处罚现状有机结合在《行政处罚法》上的体现。

简介：侦查阶段查明和认定的案件事实，是运用证据“重建”的法律中规定的案件事实，“重建”的案件事实是对客观事实的虚拟性再现。“重建”案件事实的方法主要有：搜集材料，识别案件的事实特征；分析案情，在思维上建构案件事实；查证核实，重新评价建构的案件事实；完善证据，确认案件事实。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审案件事实认定的顺序与侦查程序的证据调查顺序基本一致，均以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开端，“口供作为证据之王”仍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审判中立的基本要求以及证据认知的基本规律，使案件事实的认定易于出现偏差，甚至影响到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革除以上弊端，调整被告人口供在事实认定中的顺序，提升其他证据在案件事实认定中的位次，构建具有层次结构的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调查体系，使案件事实认定程序符合证据的认知规律，也符合案件事实被“证明”、“解读”和“串联”不断递进的逻辑思维顺序，从而提高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率。

简介：作为审判依据的案件事实并非纯然得自证据，而是一种在修辞中完成的故事。证据所能得出是零散的、片段化的事件，事实则是情节化、戏剧化的全景叙事，根据相同的证据和已经获得确认的事件，可以形成不同的事实文本和判决结果。崔英杰案提供了一个细致的实例，展示出解释、挑选等修辞手段在案件审理中形态和作用，以及最终的情节化、戏剧化的案件事实如何得来。更进一步，修辞并非仅仅是语言的装饰或者说服的手段，实际上修辞本身就是事实的建构，而不同的叙事文本背后又隐含着修辞者的立场抗衡。

简介：<正>张释之,字季,汉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境内)堵阳(今河南台城县东)人。以资财五百万得拜为骑郎,事汉文帝,十年不得升迁,默默无闻,无所知名。后来,拜为公车令,由于执法不阿,拜为廷尉,是西汉有名的法官。执法不阿汉《宫卫令》规定:“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一一天,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至公车司马门不下车。张释之追止太子和梁王,不准人殿门,并以“不下公门不敬”罪,进行弹劾,奏报文帝。文帝母亲薄太后听到后责问汉文帝,文帝免冠认错说:“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使使者明诏赦免太子和梁

简介：事案解明义务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有的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提出证据材料及忍受勘验等义务,其在弥补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弊端、解决当事人诉讼武器不平等、促进诉讼以及协助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辩论主义的限制和修正,事案解明义务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但尚欠缺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前提和规则体系。确立约束性辩论主义,构建事案解明义务规则体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殊为必要。

简介：<正>一“刑事优先”的含义,系指同一案件同时涉及刑事与民事诉讼时,法律赋予刑事诉讼相对民事诉讼之优先权。它是世界各国在处理刑事与民事诉讼具有交叉关系时,决定孰先孰后问题所普遍适用和遵守的一项诉讼原则。“刑事优先”原则的基本内容和形式主要有二;其一,某一案件同时涉及刑事与民事诉讼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刑事为主,民事为从。如果由

简介：执行和解制度的性质，体现为在执行程序中司法机关公权的运用与当事人私权的协商自治的二维博弈，是公权力运行下对私权自理的适度干预与宽容。协商性正义的内涵指代的是在强制执行中肯定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尊重权利自由处分，但该固封在纸面上的权利却因义务人的拒不履行、拖延时限或恶意转移财产等致使权利人只能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权利救济途径显得过于单一。结合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法律理念，应当赋予执行和解协议该协商型正义理念新的内涵，并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可诉性作出法理探微与合理诠释，从而遮断并突破“一事不再理”与“禁止重复审判”原则的限制。

简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古语最直白地说明了工具的重要性，同时也包含了“事”与“器”的单向逻辑关系——由事择器。然而，对于一门学科（“事”）的研究和发展而言，研究方法（“器”）的意义却复杂得多，其中至少还存在着一种相反相成的逻辑——“因器明事”。前者自不必说；后者的意义则在于，方法的突破也许会改变学科的研究内容甚至整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基于学科与研究方法的这种“事”与“器”的辨证关系，对于方法的研究一方面有必要阐明学科本身之“事”，

简介：唐《考课令》规定对官员考课的内容及程序;唐律也有惩治考课时考、校不实的专门条款,但那只是制度。唐代考课的考词,野史笔记中较多存留,正史也有记载。同时,反映唐代考课情况的考课实例,简略提到官员的考课等级及事迹梗概,正史、野史都有一定程度的记载。此外,唐代官员个人及相关机构尤其是考功司,先后提出考课制度实施的许多建议和意见。将考词与考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唐代《考课令》及唐律考课条文的实施情况,及官场的实际状态。考词、考事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研究当时行政、执法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简介：灵魂深处闹革命—文字有这个力量。好的文字是心与心之间的交流。《通过交谈而保持人心》是这样的文字，是心与心交流。该文作者许章润对我们说：“友爱的本质在于言谈，据说这是希腊人的看法。因为只有经常交换意见，才能把公民聚集为一个城邦。”说得多好啊!章润还引用了拜伦的诗，

简介：

简介：＂精忠报国＂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我看文学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后来看得更多的是政治类书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五六岁,母亲带我去买书。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工作。从中央党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偷懒不想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人书。

简介：“两个多月的自贡荣县生活简单、平静、充实、快乐,谢谢亲爱的小伙伴们,莹姐姐、聪聪、小姜、小敏、冰姐、琳琳、长宁、艺哥、王博还有晓爷。谢谢自贡之行,让我重新认识你们。”这是2014年7月10日我离开自贡荣县之时留下微信记言。从未想过在那次之后,今生还会再有机会与这个古老的县城结缘。四个月后,2014年11月10日我又重新回到这个曾经令我既疼痛又快乐的城市,继续与小伙伴们一起完成“革命事业”。

简介：说起我与《法学杂志》的缘分，确实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可以说，《法学杂志》是我与北京市法学会结缘的纽带。我能够熟知北京市法学会的工作并积极参加学会活动，多亏了《法学杂志》。

简介：在人工智能推动下的司法改革当中,让机器通过深度学习以认知个案,是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前提与薄弱之处。当前,地方法院的实践尚未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方法。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前提是法律知识图谱的构建以及裁判规则的类型化与要素化。要件事实型民事裁判论与司法人工智能的生成规律具有内生契合性,可作为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分词设置、知识图谱设计的基础与前端理论。具体应用路径是依要件事实论不断进行层级解构,将案件认事用法解构为不同层级要素,并由法律专家分层级、分阶段标注,从而形成以要素标注的法律知识图谱大数据,以供机器学习。要件事实论之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具有独立性,人工智能难以代替法官。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与民事诉讼制度具有相互促进关系,两者的深度融合将开拓中国民事诉讼的崭新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