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市场经济为各主要国家所采用，通讯、运输和信息等革命性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战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等，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它是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的表现形式，具体体现在各国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赖、国际组织间合作进一步加强、非政府组织影响力急遽增加等方面。经济全球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规范，这些国际规范对列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具直接作用，其进入内国法具有高层次、具体化、强制性的特点。这从世贸组织的实践可窥一斑。国际规范以强制性的拘束力进入内国法，从而导致列国的法律规范、执法原则和标准以及法律价值等不断向趋同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的持续发展又势必导致国际社会成员的法律和制度逐步达到法治社会的要求，即全球法治化。

简介：消费者行政的建构对消费者保护政策、制度、法律的实现效果至关重要，本文对法国、德国、瑞典、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行政设置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整理，并就其对我国的借鉴价值做出评论，以期为中国消费者法研究提供充分、及时的资讯，并对未来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修改有所启发。

简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趋紧。同时,跨国企业为了扩大利润,通过不同的税收筹划实现避税目标,侵蚀国家税基。全球范围内打击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国际合作重新提上议程,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但是,由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和规则主导权博弈,国际税收监管合作多停留在双边范围,多边税收监管合作仅在涉税信息分享方面有所进展。主要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采取的反避税措施呈现出国别差异路径和有限国际合作。究其实质,这些差别路径主要是国内法域外效力的规则和执行力的竞争。本文讨论反避税领域的主要措施,并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维度分析这些差异路径的形成原因和全球反避税有限合作的法律机理。

简介：示范法是由学者、专家或由其组成的职业团体、学术团体草拟的法律文本，用以推荐给各法域在立法时予以借鉴或采纳，其主要作用体现于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统一化过程中。美国在国际社会立法运动中的呼吁和努力是示范法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原因，全球化对国际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更多的领域强化了统一化的认识，从而给示范法的运用提供了日益广阔的空间。示范法自身处在发展完善之中，并呈现出若干发展趋势。

简介：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据,揭示了经济全球化与法学演进的内在联系,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两者互动的发展规律:1.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与法学的独立;2.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与法学的分科;3.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与法学的多元;4.第四轮经济全球化与法学的更新.

简介：任何一种关于法律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都潜在地隐含着我们如何理解全球化，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从法理学的视角而言，从民族国家范式到全球化范式的转换日渐显现。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全球化范式对法理学问题的全球性，法理学核心命题的理论表达及法理学问题意识都与传统的民族国家范式形成了鲜明对照。

简介：詹姆逊的＂民族的寓言＂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形式,以此连接民族—国家的生活实践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民族的寓言＂在第一和第三世界境遇不同,个人文化产品包含的意义是不同的：第一世界与公共分离,而第三世界无论如何都难以与公共分离。与此同时,把詹姆逊的＂文化革命＂概念和＂属下性＂相联系,可见出后殖民＂文化身份＂概念的局限。

简介：全球化进程使国家的经济主权特别是国家处置本国自然资源的权力、国家的经济立法权以及国家在经济领域内的管辖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削弱；正确认识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不仅会使发达国家得到好处，也会使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

简介：腐败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近年来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跨国化的趋势，腐败问题逐步国际化。单靠一国之力是难以解决腐败这一痼疾的，惟有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框架下，全面加强国际间的反腐合作，才能遏止腐败在全球的蔓延。从全球化视角透视当下腐败产生的原因、存在的类型、表现形式和新的特点以及反腐国际合作的必然要求，就我国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国际反腐合作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简介：全球化既是对中国立法发展的严峻挑战，又是实现中国立法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立法发展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中国国情与全球化的协调、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合理划分、立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立法行为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宪法监督体制的建立等问题。中国立法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5个态势：立法民主化；立法公开化；立法多元化，立法专业化和立法国际化。总之．全球化对中国立法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简介：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带来犯罪问题的全球化.当前,跨国犯罪问题日趋突出,国家之间如何加强司法协助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显得非常迫切.跨国犯罪具有跨国性、有组织性、犯罪手段多样性的特点,因此遏制跨国犯罪必须进行国际司法协助,这就要求国家间在立法、相互交流信息情报、引渡跨国犯罪罪犯、监控追缴赃款赃物上进行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在打击跨国犯罪上还存在立法不够完善,自我保护意识太强,反洗钱机制不完善,有政治分岐和种族偏见等问题.各国应该发挥国际合作精神,采取措施解决以上问题,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

简介：国际社会的组织化是同全球化互为因果、彼此促进的历史进程,其标志即为国际组织的繁衍并活跃于国际事务的所有方面.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作为性质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国际组织法由规范、调整政府间国际组织行为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组成,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着重研究国际组织的机构法、程序法及其法律秩序.对国家而言,国际组织是一种现实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应更加重视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

简介：转型时期,中国最近20年的无罪判决率已下降至0.26%,高达99.74%的定罪率可能隐藏着无罪案件.本文利用两大数据库（Forejustice和CWC）公布的5157个错罪案例,说明刑事无罪错案在全球的普遍性.从各国数据来看,英美国家似乎更多.研究发现,法治进步虽有助于发现错罪,但没有彻底阻止错罪发生,全球近30年的无罪错案呈上升趋势;美国错罪受害人平均被监禁11.58年,错罪主要集中在杀人和性犯罪.研究指出,尽管有天价赔偿的少数案例,然而英美国家大量错罪赔偿无法律支持,美国97.1%的错罪受害者没有得到赔偿.中国1994年已出台国家赔偿法,并制定明确的赔偿标准.面对全球刑事错罪的普遍性,中国应勇于面对刑事错案,积极赔偿错罪受害人.

简介：全球化对传统国家主权构成了冲击和影响。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社会的形成。国家主权自其产生之始就已经内在含有主权权力、主权权力的行使和国家责任的内涵。国家主权可作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家主权应当包括主权权力（权利）、主权权力（权利）的行使以及国家责任的内容。狭义的国家主权指主权权力（权利）。主权权力和主权权力的行使是不同的概念。全球化对主权权力和主权权力的行使产生了重大影响。

简介：当今的经济全进程必然和国家主权发生冲突，各主权国家为了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不得不在经济管理、经济决策和国家管辖权等方面让渡部分主权权力。但是，让渡主权权力不是无原则的，主权权力的让渡必须符合国家利益、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主权原则。

简介：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在采取不断修订国内知识产权法和制定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手段，以适应国际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竞争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并从知识产权自身的特点、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经济、文化和法制等方面对我国的知识产权犯罪原因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防治措施。

简介：我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运行一直采取以政府特别是警察治安行政为主体的社区治安管理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随着全球化的兴起,我国政府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并由此构成中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规划与执行的决策背景和基本的策略原则,但社区犯罪防控体系规划与执行的政治过程、行政过程、经济过程和文化过程产生的偏差以及由此引起的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设计、构建和运行问题并未达到预期的设计目标.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重新审视和构建社区犯罪防控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社区治安治理模式,建立起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为指导的一种新的社区犯罪防控理论范式、认知框架和与之相应的社区治安、治理制度创新体系及运行模式.

简介：2001年WTO多哈部长会议通过了《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就TRIPS协议和公共健康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澄清。全球公共健康危机引起全球舆论对知识产权保护合理性的探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经偏离了其促进技术创新和维护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对公平与权利进行重新安排，是21世纪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实现利益平衡的基准。

简介：中国正逐步深化经济改革以及法制改革以适应市场化的要求，而新的破产立法亦正处于改革的前沿。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破产法律制度面临着哪些要求，相对应地，中国新的破产法应该有哪些应对措施；其中，跨界破产法正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简介：“全球化”趋势对主权国家的法律实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面临着如何对待本国法律传统、域外法律经验以及如何改进本国法律制度等尖锐问题。在各种争论中需要坚持的一点是，法律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来自于其创制主体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本国法律传统、外国法制经验，都可以为解决问题，推动法律生成、变化而提供重要的信息，但它们并非一国法律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传统与当下、本土与域外法律制度的复杂互动之中，法律的发展往往会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表现出不同于以往、不同于他人的自主性特征。即使在全球化时代下，我国仍然可以并且需要坚持法律发展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