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学界普遍关注的经济法研究的“离乱”及其引发的“失序”问题，需要通过“求同存并”、“理论聚合”来加以解决，由此产生了经济法研究应关注的“合”与“同”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应当在离合关系中把握“合”，在“求同”的过程中实现“合”；从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来看，在研究路径、研究范式以及范畴研究上的“求同”，直接关系到经济法研究的方向、路径、方略，以及经济法学最基本的研究范式、特异性范畴的提炼和基本共识的形成，从而会对经济法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简介：宋明以来,无论府、州、县,其长官皆以“知”为名,寓意其治下事务,不分巨细,均与知府、知州、知县的职责相关。故而,作为事实上本来最为亲民的“知州”、“知县”,其职责更是州县民生所系,所谓“受寄民社而命之,曰知州,曰知县”。

简介：<正>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调节生产、收入和分配的重要经济杠杆。随着税收在国家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加强同各种违反税收法规的不法行为的斗争,特别是坚决打击各种偷税抗税的犯罪活动,对维护各种税收法规的正确实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积累建设

简介：<正>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官僚主义现象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依然严重地存在着。由于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历史的原因,我们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在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除了应当运用行政的、经济的和思想的武器外,还应当善于运用法律的,尤其是刑法的武器来与之作斗争。运用刑法武器来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简介：墨家所代表的“农与工肆之人”要求改变春秋战国之际纷乱的局面而走向一统，因而提出“尚同”，在政治层面上要求一个绝对权威的专制君主作为新统一秩序的象征。梁启超和郭沫若曾就墨子这一思想是否为民约论各持己见，后来的学者仍聚讼不已。君主专制是墨子尚同说的本质，这与民约论所崇尚的平等、自由、人权等近代政治的思想精髓有着天壤之别。

简介：《管子》思想与自然法（naturallaw）学说比较接近,都主张人定法需遵循一定的原则,以及承认永恒不变的原则存在。自然法学说坚称违背自然法的人定法无效力可言,并将永恒原则与人定法区别开来。管子学说主张制定法在现实中具最高效力,未有永恒原则与制定法的严格区分。双方在永恒原则的内容上存在诸多差异,如自然法主张平等、正义、人人得其所应得等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管子学说却将人划为君臣父子等不同的身份级别,主张不同级别间的服从及统属。

简介：<正>近一个时期以来,团伙犯罪是青少年犯罪最突出的特点和主要形式,因此把犯罪团伙作为打击重点,是促使刑事犯罪发案率大幅度下降,社会秩序显著好转,教育挽救已接近犯罪边缘或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的关键性一环。1983年下半年以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及时总结这一经验,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本文拟对犯罪团伙的概念、青少年犯罪团伙滋生和蔓延的原因以及我们同青少年犯罪团伙斗争的性质和政策等有关问题谈一些看法。

简介：引子生命之树漫长却又短暂，茫茫人海之中，潮起潮落之际，有些人之间会宛若前赴后继扑上海岸的浪花，有瞬时交集，便又消逝于无痕。这种微妙的关联，或许是如小概率事件般无意之邂逅，但结合其时代背景与人生际遇，却又可以作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历史解读。有念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以学术散文之笔法，挖掘法学圈外的两位广义的“法学家”——瞿同祖（1910—2008）和何炳棣（1917-）——梳理其生命中不为人所察觉的交集脉络，反思他们时代与学术、人生与人心问题。

简介：已故学术前辈瞿同祖在法律史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其代表作首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后被翻译成英文,声誉远播海外。[1]该书无疑是法律史学术成果中的一颗璀璨明星,其研究结论"家族主义及阶级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2]被采纳为学界的一般通说;[3]有学者以瞿同祖在本书的基本观点为依归,秉承其思路继续向前推进。

简介：本文通过总结台湾通识教育的运行模式与理念,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台湾地区大学实施的通识教育模式可以简分为三种（分类选修＋共同必修、分类选修、核心课程）模式;第二,通识教育的设计应具有系统性,大学应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通识教育,并通过制定特定的通识教育理念来指导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第三,跨学科的融合式课程可能会成为未来通识教育的主要运行模式;最后,各个学校都重视通识教育的评估与反馈。为此,笔者建议,针对通识教育的运行现状,各个学校应建立一个PDCA的质量保障循环体系,以此促进通识教育质量不断提升。

简介：<正>本文主要分析了"联合劳动组织和外国人长期共同生产、业务和技术合作以及重要技术权利的取得与转让法"(以下简称本法),从中可以看出有五条互相关联的基本指导方针。一、合同必须保证得到完整有效的现代技术

简介：一、引论许多学者对中西法律进行比较的时候，往往会作出这样的一个界定，即两者之间的差异多于共性，冲突多于一致。这样的一种先见固然有助于在不同的法律传统之间比较差异，却也往往导致过于强调差异而忽略某些共性之处。

简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各种特定的语言文字符号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生活以及通用的语言文字符号相统一并相适应的。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刑法学领域，诸如犯罪客体、法益、期待可能性等一些至关重要的刑法学专有名词却存在着基本的词义误用和理论误读现象，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刑法学自身的理论水平和理性程度。本文欲通过基本的词义分析、理论反思和正本清源的理论批评，试图把“犯罪客体”还原为犯罪对象，把“法益”还原为社会利益，把“期待可能性”转化为期待不可能性，从而实现词与义的协调与统一，并确定其在刑法理论中的应有地位。

简介：恶意串通行为概念的模糊性导致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2项在适用上的混乱。事实上，司法实践中依据该规定所判定的七种所谓的恶意串通行为在现行法或民法理论上都可以用其他规则予以调整。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没有必要设置关于恶意串通行为的一般规定，“恶意串通”仅限于滥用代理权。取而代之，应对通谋虚伪表示予以专门规定，采用相对无效的规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