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诞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实现邓小平同志的“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一战略思想的重大措施,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胜利成果的记录,又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法律保障。历史的发展将会进一步证明,《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不仅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而且将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简介：古代西亚地区的《乌尔纳姆法典》对民事关系有着极为丰富的表述。它既代表了古代两亚地区最早法律文明的昌盛水平，也成为探究民法起源时的首要环节。因此，对《乌尔纳姆法典》颁布之前苏美尔城邦的经济交往关系、《乌尔纳姆法典》的民事规范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简介：整个知识产权制度属于近代的历史范畴。迪福曾这样描述18世纪英国出版商的地位--"写作变成了英国商业的一个相当大的分支,书商是总制造商或雇主,若干文学家、作家、撰稿人、业余作家和其他所有以笔墨为生的人,都是所谓的总制造商雇佣的劳动者"。可见,这样的社会力量是中国古代任何时候都无法企及的,且只有如此强大的社会力量才能够呼唤出一部法律的出现。中国的著作权制度是在国家步入了近代化以后才开始出现,而资政院在第一次常年会上对于著作权立法的讨论,则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开启了新的篇章。

简介：20世纪初，在引入西方刑事诉讼法学成果，对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律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夏勤的《刑事诉讼法要论》、陈谨昆的《刑事诉讼法通义》、徐朝阳的《中国诉讼法溯源》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大多留学日本，所以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无论是框架体系、基本内容，还是概念术语，都深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的影响，在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上也带有比较幼稚的痕迹。

简介：在古汉语中，“权利”一词取贬义而用，且不具法律意义。及至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传入中国后，right被译为“权利”，“权利”才与法律发生关联，并取向正义价值。但是，中西权利观念并不吻合。中国学者首先从政治意义上理解“权利”，并将其特定化为“民权”，之后才从法律意义上区分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始于晚清的权利观念制度化尝试，在民国初期得到进一步实践。国民政府将权利制度体系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也在进行权利制度探索，但未能全面体系化。新中国成立不久，权利观念逐渐被极左意识形态化，权利制度建设被迫中止。改革开放以后，扭曲的权利观念才逐步得到矫正，权利制度建设逐渐成型，并走上了体系化的正确道路。

简介：<正>在中国近代法律史上,沈家本先生的地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既是一位造诣宏深的大学问家,更是一位处于古今绝续之交的务实派法律改革家。尽管在学术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但其活动的中心和基点始终在于实践,尤其是步入老年之后为之竭精殚虑、身体力行,倾注了极大心血的修订法律实践。可以说,沈家本后半生的命运是与清末修律溶为一体的。正是在修律活动中,他的才华与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因此,离开清末修律,便无从全面了解和正确分析沈家本。

简介：<正>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经过四年多艰辛而又紧张的起草历程,1990年4月4日终于在庄严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宣告胜利诞生。回顾过去,那的确是不平凡的四年。一、圆满地完成起草工作起草这样一部基本法是很不容易的:第一,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的法律可以参考,体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针的法律,它是一部完全创新的法律。它的结构应该是

简介：在英国历史上，国王最初治理国家的手段主要靠行政治理。到12世纪时，特别是在亨利二世时期，国王治理国家的手段发生了重大转变，行政治理手段向司法治理手段让位。亨利二世对行政令状进行了著名的司法化改革。行政令状的司法化促进了英国普通法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