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科学证据是诉讼证据的当代特征。它是对常识证据的超越，但超越并不是否定，并不意味着常识证据退出了诉讼舞台。在诉讼过程中，人们优先使用的仍是常识证据。“科学将会将经验常识从事实认定中彻底清除”的断言有所偏颇。科学的发展使科学证据呈现出开放性外延，与此相适应，其内涵应受到较少限制。科学证据由物证、书证等法定证据转化而来，其转化的途径就是在证据的收集、生成、举证、质证环节使用了科学原理、技术和方法。这些环节犹如跨栏赛中的障碍，又如流水线上的过滤器，只有充分发挥它们的协同、制约作用，科学证据的本质属性一一科学性才得以有效保证。

简介：检察委员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检察权正确行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仍存在决策主体组织结构行政化、决策程序形式化、决策效益弱化、决策执行虚化等问题。立足我国实际，在不损及检察制度的基础和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实现检察权资源的合理配置、维护司法公正的目标，从优化检察委员会组成结构、完善检察委员会的运行程序、优化检察委员会职能、明确检委会办公室运行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

简介：公正执法是检察理念的核心要素，维护人权是检察执法的本质要求，保障发展是检察执法的重要使命，程序正当是检察执法的基本路径。四个方面相辅相成，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的具体化，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对检察工作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检察执法中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有机统一。

简介：量化考核和绩效考评是检察机关普遍采取的管理方式，但是由于严重缺乏人性化，也存在很多弊端。“高检院”倡导的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的规范化管理，没有解决以部门为单位的工作模式带来的弊端，无法跨越部门界限促成必要的合作。必须改变以部门为单位的考评运作方式，进行“检察再造”，摒弃量化考评的管理方法，改进绩效考评制度，实行全面质量管理，以规范化为基础，逐步改变检察业务流程。

简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具有规范侧面与诉讼侧面,不但涉及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更关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合理地界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应当兼顾证明结果的真实性与证明过程的正当性。为此,应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件限定为重大案件,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具体情形限定为有重大争议的关键性证据事项,并设定必要的例外。

简介：可罚的违法性是日本刑法学者为了在司法中将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而实质违法程度轻微的行为非罪化提出的概念。可罚的违法性，即值得动用刑罚处罚的违法性。如果危害行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即便符合构成要件的形式特征也不构成犯罪。可罚的违法性概念的理论基础是刑法谦抑性和违法相对性。我国刑法应当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以便在司法中将轻微危害行为排除在犯罪范围之外。在司法中，决定一个符合构成要件形式特征的危害行为最终是否需要动用刑罚处罚，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简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将罪与非罪界定一般标准的犯罪构成从目前平面型、闭合式结构转化为层层推进构造的做法是可取的，但在具体架构上将违法性评价和有责性评价各自作为独立的一层又过于激进，不太容易被接受。恰当的做法是对犯罪构成四方面要件的有机结合这一通说观点予以肯定，同时对其进行新的解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肯定其是符合四个方面要件的前提下，再进入四要件结合是否具有“有机性”的判断阶层。期待可能性和社会的相当性就是“有机性”判断的具体标准，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和具有社会的相当性就否定了四方面要件结合的“有机性”，进而否定了犯罪；如果具有期待可能性且不具有社会的相当性，当然可以肯定“有机性”的存在，进而肯定犯罪的成立。那么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是四个要件结合的行为，但是经过“有机性阶层”的判断，因为其是社会相当的行为，不具有“有机性”，因而它不符合犯罪构成，进而阻却犯罪。

简介：司法公平正义的维护不仅需要落实不枉不纵的刑事政策，更需要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坚决纠正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制定并落实防范冤假错案的体制机制。考察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发现，冤假错案的发生不仅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原因，更有证据审查模式不健全的弊病。实践证明，以口供为中心的主观性证据审查模式无法有效审查核实案件事实，而以客观性证据为主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可以有效地防止并纠正冤假错案，因此应转变证据审查模式，加强客观性证据的收集，落实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简介：<正>制定反贪污贿赂法,是廉政建设法制化的一项重大决策。作为一部系统完备的反贪污贿赂专门法律,必然涉及惩戒妨害司法行为的问题。本文从强化惩戒妨害司法行为措施的必要性,完善惩戒妨害司法行为法律规范的设想等方面,略抒管见。一、反贪污贿赂实践需要完善和强化惩戒妨害司法行为的措施首先,从反贪污贿赂斗争中妨害司法行为的严重性看,必须进一步强化惩

简介：在对刑法公共安全的理解上，以往的多种见解都遵循着一个前提性判断：刑法中的公共安全有一个统一的内涵。正是因为这一前提判断的偏差，导致了以往的多种观点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在对“公共”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其为不特定多数人、多数人、不特定人抑或是不特定或多数人，都难以自圆其说；在对“安全”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所有的重大公私财产都属于公共安全，还是认为只有重大的公众财产才属于公共安全，抑或将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纳入安全的范畴，都会捉襟见肘。由于兼顾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立法理念和类型建构的立法技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中的适用，刑法中的公共安全具有多元的规范内涵。

简介：被告供述在刑事法上对查清案件事实真相至关重要,过分看重其功能则可能导致虚假供述的产生,而虚假供述正是造成刑事错案的一大诱因。从虚假供述的生成机制来看,影响虚假供述的关键因素在于供述的任意性,不具有任意性的供述直接影响其信用性。现行刑事法在确保被告供述任意性方面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但是这些规定之间不仅存在着冲突关系,而且在刑事司法实务上的运作也不甚理想。因此应从确保被告供述任意性入手对我国刑事法进行再审视,在被告供述的取证上实现全程可视化、透明化,在被告供述的评价上严格排除非任意性供述,并使坦白从宽条款的运用相对化。

简介：2002年7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新法典）取代了在俄罗斯实施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苏俄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苏俄法典），成为继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后又一刑事诉讼立法的重大变革，因而备受世人瞩目。随着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刑事证据制度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证据可采性规则已成为当前刑事诉讼中的焦点问题，在俄罗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简介：《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研究》一书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来的科学性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将内容和形式严重失调的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通过勾勒梳理，将其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改造罪犯的理论体系；二是对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中的具体论述和简单论断，通过解析内涵，正确评价和定位，将其打造成科学的改造罪犯理论体系；三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对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将其变成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改造罪犯理论体系。

简介：侦查讯问在侦查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功效。基于权力立场设立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制度却在侦查实践中一直失败，而从权利的立场构建的遏制侦查讯问权滥用制度也在实践中总是失灵。在追问侦查讯问正当性过程中发现，只有分解侦查讯问权形成“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以及借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对权力”的抑制机制，才能使侦查讯问权得以正当地运行。

简介：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若干情形，对于司法人员正确把握逮捕必要性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围于司法规范内容的有限性与案件事实无限性之间的张力，办案人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形成了自身的“司法经验”。通过对某基层检察院的100个审查逮捕意见书进行归纳，发现这些“司法经验”存在五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为此，建立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将社会危险性的各种规范予以量化，按照一定的规则，评估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大小，实现评估因素、评估程序的标准化和客观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简介：辨认结论与一般的言词证据可能由同一个人作出，但辨认与提供证言却存在着不同的心理基础，辨认主要建立在“再认”之上，而提供言词则主要建立在“再现”之上。合理的辨认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是辨认过程的许多因素都会影响辨认的真实性。遵循合法的程序，遵守符合心理规律的辨认规则是获得正确辨认的程序保障；把握辨认的心理机制，审查辨认过程的影响因素，可以评价辨认证据的真实性程度。

简介：

简介：关于洗钱罪侵害的客体到底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还是正常的司法活动在我国长期争论不休。侵害金融管理秩序说背后反映的是刑法对国家金融安全法益保护的利益诉求，但其错误之处在于未区分社会整体洗钱行为与个体冼钱行为危害之间的区别，将整体的危害性作为个体洗钱行为的入罪理由，导致刑法评价对象的错误。就侵害法益的评价标准而言，两种争论反映的是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之间的争议，但由于个体洗钱行为对金融安全危害的轻微性和不确定性，即使从行为无价值的视角也无法得出个体洗钱行为对金融安全的危害值得刑法介入的合理结论，洗钱犯罪侵害并值得刑法予以保护的法益只能是国家司法权。

简介：传统证据法理论认为,采纳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侵犯了事实审理者的职权,并且可能导致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应当排除。现代证据法不再绝对排除意见证据,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缺乏对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可采性及运用规则的明确统一规定,应当从可采的基本条件、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不得采纳的特殊情形及程序保障等方面进行规范。

简介：近二十年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态势有日趋严峻之势。未成年人犯罪的生成特点与单纯社会预防存在的不足决定了有必要将情境预防纳入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中,而未成年人犯罪类型集中、情境预防较少受国情差异影响则使其具备相当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