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5年1月1日,德国历史上第一部(Zuwanderungsgesetz)正式生效.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本文着重分析德国二战后的移民潮流,试从历史的角度证明,制订这部是德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简介：此次扩大对欧盟而言,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它为'欧洲大厦'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安全环境.欧盟的规模扩大,将会加快制宪过程.制宪要求成员国超越国家认同,在欧盟范围内实现共同治理,这将进一步深化欧洲政治一体化,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

简介：德国统一是时两个财富和体制完全不同的社会进行的合二为一，在两德经济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如何重建德国东部经济，在全德范围内建立稳定的经济基础．是德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文章从就业和资本投入、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及政策措施以及国际经济相互关系等方面探讨了德国统一后的经济问题。

简介：西德1948的货币改革是西德经济走上复兴之路的契机。但是在改革的初期还是出现了经济的不稳定和混乱，特别是物价上涨的问题，当时的西德当局以增长生产供应为目的，拿稳定货币值作准绳，通过有关政策的配合运用，最后达到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效果。有关的政策主要是：逐步放开物价的价格政策，稳定通货的货币政策，例如紧缩政府部门开支、实行信贷资金控制等，抑制需求的工资政策，在必要时冻结工资；鼓励投资的财政政策，例如实行税收改革，降低所得税和财产税税率，面向世界的竞争政策，把对外竞争看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鞭子”。

简介：2013年初，欧盟25国依据《里斯本条约》规定的“强化合作机制”，决定设立欧盟统一专利法院体系。目前，已有14个国家批准《统一专利法院协定》，只待英国、德国批准即可实施。然而，这一进程却因英国“脱欧”公投而变得扑朔迷离，前景不可预测。英国“脱欧”不仅会延迟统一专利法院生效的进程，还削弱了欧盟统一专利法院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造成了与欧盟法的冲突。深入分析“脱欧”后英国与欧盟专利的法理纠葛，我们发现，英国“脱欧”以后如想继续留在统一专利体系之中，还面临种种法律障碍。当前，英国需要尽快通过《统一专利法院协定》的相关审批程序，然后极力寻求长期留在统一专利体系中的解决方案。通过寻求合适的“身份”，修订国内法，同欧盟各国协商、寻求《统一专利法院协定》修改等措施，英国或将有机会继续参与欧盟统一专利体系。

简介：应德国政府的邀请我与三位中国学者及记者一起，自4月1日至16日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16天的考察访问。在些期间，我们走访了德国的一些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出版社、教授、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进行了广泛接触和长时间的交谈。我对统一后的德国实况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简介：1990年10月3日，民生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国实现统一。分析统一后的德国教育的基本情况，制定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政策，成为德国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简介：近年来，东部经济体制转轨基本完成，推行私有化的托管局已于１９９４年底完成任务而解散，尚有２５００家大型国有企业等待出售；经济开始复苏和增长：东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１９９３年５．８％，１９９４年８．５％，１９９５年６．５％；失业状况稍有改善，但失业率仍高达１６．８％。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联邦公用财政向东部提供８４８０亿马克资助，但只有４７％—４８％用于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投资，以致至今未形成东部自主经济体系；５０％以上的资金用于改善生活，收买民心上，但居民情绪迄今不顺。联邦支援东部的上述款项中，至少每年有５０亿马克“流入私人腰包”。为此，联邦政府决定在全国进行反腐败清查，并把清查东部五州各级官员作为重点。应艾伯特基金会的邀请，作者自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６日至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６日在德进行了研究访问。特别是对其东部的社会经济进行了考察研究。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简介：欧盟外交一致性的缺乏已广为研究学者和政治家诟病。为增强外交政策的一致性，欧盟通过了《里斯本条约》，创设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并随后建立欧洲对外行动署辅助高级代表工作。新职位和新机构的建立能否如期增强外交一致性？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结合巴尔默分析框架中的治理机制概念，对条约改革的影响进行学理分析，进而从比较公共政策的视角，探讨欧盟外交可能继续面临的三个方面的冲突。最后，文章认为，改革后的欧盟外交政策制度框架将会变得更为复杂，政策一致性难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但新制度对成员国利益和价值塑造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简介：本刊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于5月31日下午在四平校区中德大楼举行《德国发展报告（2014）》新书发布会。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出席发布会，并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同济大学在对德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吴志强表示，同济大学未来30年在对德合作方面将致力于两个新的发展目标：一是由“对德的窗口”向“对德的门户”的转变；二是从单一的工程科学合作提升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全面合作。

简介：德意志耶稣会士魏继晋（FlorianJosephBahr,1706-1771）于1738年抵达中国。当时,天主教内部已经禁止就中国礼仪问题再行讨论,中国境内亦已禁止天主教公开传播。与其他在京欧洲传教士一样,魏继晋通过提供宫廷服务,获得在华居留权,但他视在华传教为第一要务,为此积极争取来自欧洲的经济支持,重视与欧洲尤其是德意志地区的信息交流。1755年魏继晋获得新教学者完成的《中华帝国全志》德文本,不满其中有关在华耶稣会士的部分记述,撰《驳谬说书》加以辩驳,以期向德语区读者证明,耶稣会士才是中国信息的权威发布者,希望德语区读者继续相信并支持天主教在华传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