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70年代登上俄罗斯文坛的朝鲜族作家阿·金一直被视为俄罗斯文学中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代表。金是俄罗斯朝鲜族第三代移民,他出生于哈萨克斯坦,成长于库页岛,成名于莫斯科。在他的经历中汇集了哈萨克草原文化、朝鲜族文化和俄罗斯文化三种因素,在其合力作用下,金的世界感受是超越民族归属特性的,走向超越是作家对长期困扰自己的身份焦虑的化解之法。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金经历了长期的困惑和角色认同混乱带来的焦虑,以至于分别面对俄罗斯文化和韩国文化时,均被冠以异国情调,也因此感受到不同文化作用力的夹击带来的双重疏离陌生。在两种冲击力的交互作用下,作家的认同倾向曾经摇摆不定,甚至无所适从。而在走过最初的不适之后,作家冷静地跳出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以包容性化解认同中的矛盾。在对两种冲击力理性比较过程中,作家提出,影响自己的文化合力中主导者是俄罗斯文化,而自己的更高理想是世界主义。在他的作品中,东方因素多体现为早期短篇小说中的朝鲜族主人公形象及其精神特质,如注重家庭亲情、崇尚善恶有报的思想,相信生死轮回的说法。而俄罗斯文化元素则在其中后期创作中跃居主导地位,尤为突出地体现为他的东正教思想。
简介:俄罗斯后现代作家以“虚像”阐释世界形象的荒诞和混乱,揭示社会的虚假现象。在后现代语境下,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物”,其身份、地位、能力和价值丧失,从“英雄”到“反英雄”、从“人”到“物”,再从“物”异化为“非人非物”的“影子”。人由生命意识的“虚空”转向精神状态的“虚无”,最终走向“死亡”,一切都消失在由“虚像”构成的文本世界中。以索罗金为代表的俄罗斯后现代作家以非人非物的“影子”、“能指”出席、“所指”缺席、“主体死亡”的方式展示“虚像”叙事,达到解构文化主体的目的。“虚像”叙事展示了苏联解体前后整个社会的思想状况、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状态,表达了作者的深深担忧。
简介:评论界普遍认为巴赫金和纳博科夫的文艺美学思想存在一定差异性。巴赫金对复调小说推崇备至,而纳博科夫则认定作者的绝对权威。然而,巴赫金对于审美活动的“他者”与“我”,即作者和主人公的对话模式分析是动态而多元的。如果说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侧重于作者和主人公的平等对话关系,那么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中则强调了作者对主人公和作品整体性的超视建构,彰显了审美主体间的非平等、“非复调”关系。而在纳博科夫声明作者始终在场的同时,自然也指明了作者与主人公的强弱对立。可以说。就探讨审美活动主体关系性这一问题,巴赫金与纳博科夫的思想是共性中存在差异,差异中又存在共性。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巴赫金审美主体非平等对话视角来分析纳博科夫小说《防守》中作者与主人公的博弈关系,以期拓展对巴赫金理论和纳博科夫创作的阐释空间。
简介:俄罗斯文化从许多方面来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把它说成是一个“难题”或一个“谜”,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实事求是的。俄罗斯文化是不是西方文化?如果只有“是”和“否”两种答案供选择,那么我们就应当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肯定的回答至少要比否定的回答准确一点,但实际上这两种回答都不是恰如其分的。我认为俄罗斯文化存在“波将金村”现象,即表面与内在的背离。表面上看,基督教信仰以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把俄罗斯和西方联系在一起,彼得大帝的改革使俄罗斯的哲学、法学和科学思想以及俄罗斯的艺术和知识阶层的日常修养改用西方的标准,但这更像是海洋上的岛屿,而在洋面下则隐藏着无数的暗礁,历史之舟如果忽视了这些暗礁,必定会沉船失事,上演令人难以忘怀的人间悲剧,而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正是这样一幕。莫斯科的几次审判案向世界提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列宁所有同志和最亲密的助手真的都变成了叛徒和法西斯的间谍,或者斯大林是个空前未有的伪造者和杀人凶手。这些站在莫斯科法庭前的被告们,是苏联这个史无前例国家的缔造者们,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叱咤风云,称雄一时,在遥远的国度也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