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关于音乐作品的综合研究,或“音乐学分析”,与西方文艺研究或批评一道,也显露出从文本分析到话语分析的转向。这一转向有其西方哲学背景:文本分析(“文本-语言学取向”)源于实证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也得益于哲学上“语言的转向”及结构主义语言学;但文本分析又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取向”)的挑战以及非理性主义(“作者-心理学取向”)与现代解释学(“读者-解释学取向”)的质疑;60年代后,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解构主义的崛起,话语分析取代文本分析而成为文艺研究或批评方法的主流。音乐学分析应是文本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的整合。
简介:文本至上是作曲家在对待音乐文学二者关系上的传统原则。调性的瓦解、主题的更新及节奏观念的改变使20世纪音乐不可避免地面临以何种方式对待文学文本的问题。当代音乐的代表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对待文学与音乐关系的一套理念。一方面他维持了音乐与文本意义上的一致,如对文本标点、结构和手法的遵循;另一方面他不再遵循将音乐与文本并置的传统处理方式,而采用融合、抽象与变形的处理方式。从布列兹的作品《重重皱褶》(Pliselonpli)对19世纪法国著名象征派诗人、现代诗歌理论的奠基人斯特芳·马拉美的诗歌文本的解读方式上,可以一窥现代音乐与文学的结合是如何沿袭传统并进行革新的。
简介:民族志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基本方法。民族志书写实践,是把握各种理论真谛的有效途径。实验民族志探索,是世纪之交人文学科修辞困境焦点的产物。笔者以自身数年数个版本的“仪式音声民族志”书写,参与了解释学民族志文本实验的探求:仪式音声民族志的“行为深描文本”,由口述文本、书写文本和现场文本建构;仪式音声民族志的“意义阐释文本”,由民族志行为阐释、音乐学音响阐释和符号学意义阐释建构。解释学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使笔者获得:一种互为文本的观察视角、一种互相阐释的角色理念、一种深度描写的解读方法和一个发现——在意义阐释文本中,当“音声符号”在仪式的具象层面呈现着象征符号与外在行为过程的结构意义、在信仰的意象层面揭示着象征符号与内在文化理念的认知意义时,“仪式音声”(音乐)作为一种贯通化合“行为符号”和“意义符号”的文化符号象征,不仅能完成对一个特色知识体系从表征系统至意义系统的全程阐释,并能在形而上的意义追寻中消融“音乐学”与“人类学”在形而下研究中的生涩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