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以《汉旧仪》所录西汉末年大司徒向计吏宣读的“敕”所含控制厨、传等改善条件、增加接待膳食标准为綫索,根据出士简牍与文献,推算出西汉末年全国传舍与置的总数,并以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的记载为标准,据各县、置在交通才中的位置,对不同县、置的接待量进行了细分与统计,估算出西汉末年一年使客住宿的日子数量与消费的粮食、鸡的数量,以及其中使用的马匹所耗粮食的总量。基于此,据悬泉汉简,归纳出当时导致额外开销的四点原因,并分析了开支难以控制的深层原因。指出这类机构乃是广土众民的帝国存在所不可或缺,使用者与管理者日久了解其运作漏洞,假公济私,导致开支膨胀,上级的监督乃至皇帝的诏令则日渐失效,月累年积,传置机构不堪其负,和帝国一道走向末日。如此过程反反复复,直到清末。体现了官吏群体与皇帝、帝国体制之间的长期博弈。这种“反复”构成中国历史中延续与不变的一个侧面。
简介:在中华民国统治权的来源问题上,孙中山的革命派与袁世凯的官僚派有过激烈交锋,反映了两股政治势力围绕中华民国政权正当性问题的斗争。孙中山认为民国的统治权是人民创建的,而袁世凯则认为他对民国的统治权是因袭了清朝的君权。有关民国政权正当性的这两种理论反映了中华民国特殊的建国过程,而人民创建论无疑是当时的主流理论,其核心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不过人民主权论在把人民奉为主人的同时,还面临如何把人民变回被统治者的问题。民初政治思想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主权与统治权分开,更多地从财产权的角度去理解主权,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卢梭与洛克的人民主权论。但是民初的人民主权只是一个尚未兑现的承诺,人民不仅不能亲自行使主权,一度代替人民行使主权的机关也被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