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
简介: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结构框架是56个民族。公民民族身份的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都以这一结构框架为基础,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是新中国一切民族工作的基石。这篇序言回顾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是我们今天从基础理论和政策设计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的观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在我国国内开始了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及时加强国内学者的相关口述史研究并开展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通过系统深入的口述史调查,也许我们能够对当年识别出来的中国民族框架获得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
简介:关于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我原以为早已解决。但是,最近拜读祁进玉先生的巨著《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副题:《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后(为行文方便简称《重构》),才知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在祁教授的文化视野中,尚处在重新识别和重新构建的门槛上。在《重构》一书中,祁教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认定工作,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并加否定。在《绪论》中写道:中国也从部族国家进入公民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在现代国家政治整合的进程中纷纷由部族共同体进入民族共同体的行列,那么理应是自然过渡的共同体被人类社会历史的命运彻底打乱了自然演变的步伐,从而演变为政治过渡,这种过渡究竟省略了中间的什么环节?
简介:中国社会由于交通落后,地区间交流不畅,许多地区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近代政局动荡,政出多门.加上各行业商人凭经验经商,商业行为中普遍存在着混乱现象和不科学的手段,严重地影响了商业的发展,助长了不法商人混水摸鱼的投机性,也削弱了中国商人的商战实力.近代武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商战意识的加强以及政府及同业公会的干预,使商业行为逐渐趋于有序化和规范化.度量衡由旧杂制向市用制过渡,是很典型的一例.度量衡是商业活动中重要的计量器具,然而,近代旧杂制度量衡的混乱程度大大超过了秦始皇统一之前的状况.武汉商业活动中也遇到这种混乱情况,各地区不同,各行业互异.如,度:汉口匹头业使用一种量布与算数两用的算盘尺,缝纫业与居家多用裁尺(后为俗称老尺),建筑业用营造尺,长度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