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在西方,人们常说,汉学是法国人创立的。如果说汉学是指对中国进行科学的研究,这倒是真的(我认为主要还是从这方面来看待汉学,否则就不能这样说了)。谈到欧洲最初对中国文化的一般了解,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方邻国是法国的先躯,是发现和探索亚洲大陆的先锋,由此欧洲进入近代历史时期,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所带来的一切,其中包括一系列问题和悲剧。十六世纪(1514年)葡萄牙最先来到中国,紧接着是西班牙人,以其传教士和远征军士兵所提供的情报为基础——传教和军事、经济征服意图双管齐下——于是,关于中国最初的著作之一在欧洲出版了。这就是让·贡扎雷·德·孟多扎(JuanCongalezdeMondoga)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用西班牙文在罗马出版,很快就译成欧洲各国语言,最先译成法文(1588年,巴黎)。
简介:<正>二二十世纪在谈及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研究史之前,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叙述时应该排除不属于历史的现实,原则上现在在世的汉学家的作品和评论也不在考虑之列……下面,我将回顾一下,直到本世纪中叶一些使这一学科享有盛誉的重要人物……完全主导本期第一阶段的人物,是我已故的老师沙畹(EdouardChavanne1965—1918),象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前辈儒莲在世时一样,他是整个西方世界公认的汉学大师。我实在不能详尽了解他那浩如烟海的著作,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其作品几乎涉及各个领域。他的作品,以其重视自儒莲以来,在历史学、哲学研究中所取得的进步而形成的新的方法论为人敬服。沙畹出身于一个在宗教战争中由法国移居瑞士的新教徒家庭,由于家庭的熏陶,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一丝不苟的性格。他得益于当时在法国最高学府所受到的教育,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的校长是一位古代艺术史学家,引导他进行对中国的研究。当时唯科学主义和唯历史主义风行法国,而沙畹也无形中或多或少地在上个世纪末的青年时代吸取了这种思想。
简介:<正>清代是中国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代,是中华民族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时期。阐明这一阶段的民族关系,对促进中国民族史和清史的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最近读到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杨学琛教授所著《清代民族关系史》,获益匪浅,现对这第一部论述清代民族关系的学术专著,从三个方面予以评介。首先,全局明朗,主流突出。自顺治元年(1644)入关到宣统三年(1911)幼帝退位需清朝历经十帝共268年,若再加上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至清崇德八年(1643),又,往前延伸六十一年,即明朝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之时。在这前后三百来年里,各族之间,边疆少数民族与清朝中央政府以及他们与满族、汉族之间,真是恩恩怨怨,时战时和,喜怒
简介:<正>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民族史的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我们认为民族史深入研究中还存在着值得思考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应该是继续深入细致地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因此,我们想就这一关键问题谈一点看法。启示中国民族史史学会1983年4月成立以后,民族史的研究和学术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老一辈民族史学者精神焕发,中青年民族史工作者奋力向上,民族史研究的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这表现在:无论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族别史,还是各地区的民族史,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史以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都有了新的突破。
简介:<正>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并不是伴随中国穆斯林先民们进入中国开始的,而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遇到危机,或者是说在逐渐衰弱的时期出现的,时间上大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在此之前的唐宋时期,中国入所了解的伊斯兰教,只能借助于杜环《经行记》、周去非《岭外代答》、朱彧《萍洲可谈》、赵汝适《诸蕃志》、岳珂《程史》等见闻录式的介绍中,其内容与后来人们所了解的伊斯兰教相去甚远,文字表述多与佛教术语相连。如杜环把阿訇每星期五(主麻日)讲“瓦尔兹”,称为“登高座为众说法”;郑所南、方信孺把每天五次召唤穆斯林做礼拜站在唤醒楼上喊的“邦克”,记述为“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岳珂也把清真寺记为“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