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简介:20世纪90年代,福建诏安长林寺遗址、万五道宗遗迹以及被罗焰取名为“香花僧秘典”的手抄本的发现,曾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因“秘典”中抄录了一些与天地会有关的内容,罗焰先生又确认“香花僧秘典”的主要部分系出自万五道宗之手,故认为“秘典”乃研究天地会起源之珍贵史料,万五道宗乃天地会创始人。这一结论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天地会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2006年笔者在福建东山苦菜寺拜访了该寺住持白文太,见到该“秘典”的真本《正源》。两相对照,发现《正源》中并没有涉及天地会之内容,“秘典”中所栽天地会之人物、诗句,乃抄录者所添加。“秘典”既有“同盟会”字样,说明绝非出自康熙年间万五道宗之手,故不能作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依据,有关结论也难以成立。但诏安长林寺遗址的发现,却有助于解读天地会《会簿》中西鲁故事。
简介:百花生辰争奇艳——羊昌花画小镇花朝节盛典花朝节是别具特色的中国传统节日。初春,贵阳首届花朝节在乌当区羊昌花画小镇启幕,漫山遍野、五颜六色的郁金香含苞欲放,给市民带来一场美轮美奂的花朝盛宴。本届花朝节以“生态秘境·花开乌当”为主题,旨在持续传承花朝文化,进一步延伸羊昌·花画小镇以“花”为主题的产业链,促进文旅融合,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让贵阳花朝节品牌走向全省,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简介:七曜术在早期经过中亚、西域一带传入中原,不免染上这一地区的色彩。对于此事,如要进行深入确切的探讨,恐怕不得不求助于数理天文学的方法,但由于史料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迄今尚近于空白。而就较为表面的层次言之,则已有若干有力的证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七曜值日的各种译名。这些七曜值日的“胡名”,通过汉字音译转写而保存下来。它们最早起源于何时,至今无从详考。今人的考证只能从唐代译成的《宿曜经》(全名《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出发。《宿曜经》卷下载有“诸国人呼七曜”之名,包括“胡”、波斯、天竺诸语对七曜名称的音译;伯希和、沙畹认为所谓“胡”指康居,故以康居语求出其对音。这里将《宿曜经》所录各语音译、伯希和与沙畹所求得的康居对音,以及三种敦煌七曜术文献中所用的七曜名称,列成一览表如下:
简介:众所周知,传世的明太祖朱元璋画像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容貌,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自明朝以来即有种种猜测,如谈迁"疑像"说等。其实,为朱元璋"易容",其子成祖朱棣是主要推动者。因朱棣信奉相人术,相学不仅被他用来自证其篡夺具有天命,也成为永乐朝重新阐释"开国"历史的主要工具,朱元璋的历史活动被加进许多神异的元素。随着朱元璋传说的大量衍生,其容貌也被一些符合相理的奇异符号所改造,乃形成一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异像"。这也证明,相学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认知世界、解读历史的一种基本方法。在此背景下,一些著名的相士,如袁珙、袁忠彻父子,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我们观察明代前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在当时的政治生态和话语环境下,相人术成为一种标准,在选官、用人、立嗣等方面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甚至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中,相术也发挥了特有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