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得到雷达先生去世的消息,感到突然。虽然知道他近年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但是没有想到竟走得这么急,这么早!初识雷达,是在1982年春节过后,那时我还在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四,因为参加了系上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诗歌专集”的工作,老师安排我和于进、王震到北京版本书库查阅资料并征询一些在京专家和当事人的意见。季成家老师带一封信让我们交给阎纲先生。那天,我们到《文艺报》报社,阎纲到外面开会去了,接待我们的就是雷达和高洪波先生,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留在记忆中的雷达肤色微黑,人很朴实。后来兰州大学聘请他为博士生导师,见面的机会才多了起来。每年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我们都会相聚在一起。我曾几次邀请他来西北师范大学做学术报告,他都慨然应允,把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文坛的前沿动态及时传播给西北师范大学的学子们。想一想,雷老师做了兰州大学的博导,西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实际上也跟着受益了。再后来,我的一些学生或同事成了他的学生,在不同场合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现在的社会,场面上虚以应付的人多,而雷达先生却是一个可以交心言谈的人,亦师亦友,时间长不见,还真想念。
简介:70年代初,我由宜昌调至咸宁双溪卫生院工作,当时政治活动频繁,会多、公差多,因此,偌大一个卫生院,仅剩一个医生一个护土。我当时既看门诊,又管病房,经常是内、外、妇、儿科都看,白天黑夜连续工作。当时,文化部“五七”干校的大本营在咸宁向阳湖,双溪大屋周住有一个连队,那里原有个煤窑,干校的同志一面搞“斗、批、改”,一面挖煤,以供向阳湖干校使用。连队没有医务室,因此,连里的同志们凡有病痛都得来卫生院,接触多了,许多人便成了朋友。大厦周离双溪镇虽仅三四里之遥,我却从未去过,~是由于工作太忙,走不脱;再者,也实在不忍目睹他们趴在煤窑挖煤的惨状。一天,我照例坐门诊,来了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他中等个子,穿着随
简介:1950年,我在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部读书时就知道王森先生大名,先生在东方语文系任教,常常携着一件内装书籍的小包袱在红楼里走来走去,听说他教授梵文,精通佛学,虽然认识,却无缘谈话。1952年北京大学院系调整后,先生分到中央民族学院(以下简称民族学院)研究部,我同年毕业,也服从分配到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因工作需要,想知道清初西藏第五辈达赖喇嘛与蒙古固始汗的关系等问题,一次就贸然到民族学院研究部去拜访请教,他和蔼地接待我并给予详细的解答。8年后,1960年,我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以下简称民研所)工作,先生也在这所,可以说欣然再遇,我印象里先生面貌神态自此一直没有显著变化,头发浓密,只是白了更多。
简介:方行(1915--2000),江苏常州人。长期从事文献史料的编选和文物、博物馆管理的领导工作。早年曾任《团结周刊》发刊人、《综合半月刊》和《学习半月刊》编委、《大耳朵丛书》副主编,1945年任《新文化半月刊》副主编和《消息半月刊》副主编。解放前参加革命,从事地下党工作。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并为上海社联常委、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和上海图书馆学会会长。编有《谭嗣同全集》、《谭嗣同真迹》、《李大钊著译系年目录》、《李大钊选集》、《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唐才常著作系年目录》、《徐光启著译集(廿集)》、《樊锥文集》,《王韬日记》、《宋人佚简》等,并为影印出版《鲁迅辑校古籍手稿》、《鲁迅辑校石刻手稿》、《鲁迅重订(寰宇贞石图)》、《鲁迅藏汉画像》等书的顾问。后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副主任、上海政协之友社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主编、《上海文献丛书》主编、《上海当代丛书》编委、《瞿秋白文集》编委、《郑振铎文集》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