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的探讨中孕期(20~26周)经三维超声定位胎儿脊髓圆锥及其对于隐性脊柱裂的诊断价值。方法经三维骨骼模式成像分别对290例中孕期正常胎儿(正常组)和10例隐性脊柱裂胎儿(异常组)的脊髓圆锥进行定位,计数正常组脊髓圆锥末端水平所对应的腰椎椎体,观察胎儿脊髓圆锥的位置在中孕期正常胎儿的分布趋势及两组脊髓圆锥的位置差异。结果282例中孕期胎儿经三维骨骼模式可清晰定位脊髓圆锥末端的位置,正常组的脊髓圆锥在孕20~21周可位于L3.5及以上水平,孕22周开始全部位于L3及以上水平,脊髓圆锥的位置与孕周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为:Y=0.179X+4.536(R=0.953,P〈0.01)。异常组的10例均位于L3水平以下。结论通过三维骨骼模式成像可以识别椎体的位置,以此进行脊髓圆锥的定位,隐性脊柱裂的胎儿脊髓圆锥的位置明显低于正常水平。脊髓圆锥的定位对于隐性脊柱裂的明确诊断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简介:目的探讨双胎反向动脉灌注序列征(twinreversedarterialperfusionsequence,TRAPS)的临床特点及临床处理方案。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2014~2018年间诊断的4例TRAPS,分析其孕期产检及住院分娩病例资料,随访孕期及产后情况,进行病例总结。结果①4例TRAPS均通过超声诊断,超声仍是诊断TRAPS的首选方法;②妊娠结局:4例TRAPS中,2例剖宫产,1例自然分娩,1例放弃妊娠引产,获得活产泵血儿3例,3例受血儿为无头无心无四肢发育,1例受血儿无头无心无上肢发育。结论诊断TRAPS首选方法是产前超声检查,早期诊断可提高泵血儿的生存率。
简介:目的研究转化生长因子Bl(transforminggrowthfactor—betal,TGF—B1)和Smad4在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intraepithelialneoplasia,CIN)及IA2-ⅡA宫颈鳞状细胞癌(squamouscarcinomaofthecervix,scc)中的表达,并探讨其与SCC患者临床病理资料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TGF—β1、Smad4在35例CIN、50例SCC、10例正常宫颈组织中的表达并分析其在肿瘤不同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TGF—β1蛋白在正常宫颈鳞状上皮组织、CIN、SCC组织中表达强度渐增加,3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TGF—p1在SCC中的表达强度与SCC的病理分级、有无淋巴结转移、浸润深度密切相关(p〈0.05)。Smad4蛋白在正常宫颈鳞状上皮组织、CIN、SCC组织中表达强度渐减弱,3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Smad4在SCC中的表达强度与SCC的病理分级、有无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P〈0.05)。TGF—p1和Smad4在SCC中的表达呈负相关性(P〈0.05)。结论TGF—β1、Smad4蛋白可能在SCC发生发展以及转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们的表达与SCC病理分级有关,有望作为判断SCC恶性程度的指标。
简介:目的探讨妊娠晚期妇科腹腔镜手术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2015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收治的4例晚孕期因附件包块住院、行腹腔镜手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随访其妊娠结局和新生儿情况。结果4例患者的孕周为28^+2~31^+5周,临床表现均为急腹症,疑诊附件包块扭转而行腹腔镜手术,病理诊断为3例输卵管系膜囊肿扭转坏死,1例为增大坏死的卵巢。术后出现宫缩予硫酸镁、吲哚美辛等保胎治疗成功,未发生手术相关合并症。4例患者均足月分娩,3例因产科因素行剖宫产,1例阴道顺产,新生儿无窒息。随访6周-6年,患者月经正常、肿物无复发,小儿发育良好。结论晚孕期腹腔镜手术风险相对较大,对于N附件包块而致急腹症的患者,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由有经验的内镜医生施术,不失为一种治疗方法。
简介:目的围手术期及化疗期间人附睾蛋白4(HE4)血清水平的变化,与卵巢癌的疗效和无瘤进展生存时间(PFS)的关系尚不清楚,本文通过检测卵巢上皮性癌不同时期的HE4水平,探讨其与卵巢癌临床转归的关系。方法取2005年11月至2009年12月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诊治并随访完整的卵巢上皮性癌患者(n=100)的血清样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测定患者不同时期的血清HE4水平。中位随访时间为17个月(3~55个月)。结果本研究共检测了100例患者共559份血清的HE4水平。在有连续性资料的73例患者中,初治疗效为完全缓解组与未完全缓解组相比,化疗期间HE4下降更迅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主要显示了首次化疗前HE4水平与PFS明显相关:首次化疗前HE4水平≤150pmol/L组的中位PFS较HE4〉150pmol/L组延长(34vs17.5个月,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首次化疗前HE4水平未降至正常是晚期卵巢癌患者PFS的独立危险因素。首次化疗前HE4水平与残余瘤灶大小呈中度相关(r=0.458,P〈0.001)。结论手术前后及化疗期间HE4变化情况有助于判断初治效果;首次化疗前HE4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手术的满意程度,是晚期卵巢癌的PFS的相对独立影响因素。
简介:目的寻找超声BI-RADS4A级乳腺病变良恶性鉴别的证据,从而探讨部分BI-RADS4A级乳腺病变患者选择随访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6年4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经乳腺超声诊断为BI-RADS4A级病变且完成手术治疗的63例患者的超声图像特征及其相关临床资料。其中,经病理证实的良性病变有48例(良性病变组),恶性病变有15例(恶性病变组)。分析患者的年龄、初潮年龄、流产史、病变部位、是否为多发病灶,超声图中病变的直径、边界、形态和内部血流,以及X线检查结果与病变良恶性的关系。先采用χ2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患者乳腺病变性质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单因素分析),然后,采用逐步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在恶性病变组中,病变位于外上、外下、内上及内下象限者分别占11/15、4/15、0/15和0/15,而在良性病变组中,病变位于外上、外下、内上及内下象限者分别占22.9%(11/48)、39.6%(19/48)、27.1%(13/48)和10.4%(5/4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111,P=0.003),其中外上象限病变为恶性的可能性大于内上象限病变(P〈0.008)。并且,在恶性病变组中,超声显示病变直径≥2.0cm、边界不清、内部存在血流,以及X线检查提示可疑恶性者分别占9/15、14/15、10/15和6/15,明显高于良性病变组的14.6%(7/48)、14.6%(7/48)、16.7%(8/48)和12.5%(6/48)(χ2=10.160、31.894、11.657、3.964,P均〈0.050)。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相对于直径〈2.0cm、边界清晰、内部无血流的BI-RADS4A级病变而言,超声显示病变直径≥2.0cm、边界不清、内部存在血流是超声BI-RADS4A级乳腺恶性病变的证据(OR=22.162,95%CI:2.083~235.756,P=0.010;OR=121.694,95%CI:8.670~1708.145,P〈0.001;OR=17.400,95%CI:1.779~170.218,P=0.014)。结论对于乳腺超声提示病变直�
简介:Krüppel样因子4(Krüppel-likefactor4,KLF4)属于KLF家族,是真核生物中广泛存在的一类转录元件结合蛋白,通过羧基端3个连续锌指结构域结合靶基因启动子内GC富含序列以调控其转录[1].KLF4功能多样,与正常组织细胞的生长、分化以及凋亡有关;在肿瘤组织中,KLF4可以通过与不同靶基因的作用,发挥癌基因或抑癌基因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2].乳腺癌现已成为影响女性健康的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有关KLF4在乳腺癌中的作用目前仍存在争议.随着KLF4在乳腺癌中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其将来可能成为乳腺癌新的治疗靶点及预后评价指标.
简介:目的本实验通过检测DLL4、MVD在卵巢正常组织、上皮性良性肿瘤组织、上皮性交界性肿瘤组织、上皮性恶性肿瘤组织中表达情况,探讨二者在卵巢上皮性恶性肿瘤中的相关性,为上皮性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利用免疫组化SABC法检测30例卵巢正常组织、30例上皮性良性肿瘤组织、30例上皮性交界性肿瘤组织、30例上皮性恶性肿瘤组织中DLL4、MVD表达情况,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1DLL4表达阳性率在恶性肿瘤组织中高于交界性肿瘤组织、良性肿瘤组织、卵巢正常组织,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MVD表达情况:在恶性肿瘤组织中阳性表达率高于其他三组,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在交界性肿瘤组织中阳性表达率高于卵巢正常组织及良性肿瘤组织(P〈0.01);2在卵巢上皮性恶性肿瘤中,DLL4与MVD呈正相关(rs=0.522,P〈0.01)。结论推测DLL4通过增加肿瘤血管密度,参与上皮性卵巢癌发展。
简介:目的探讨动态三维(4D)宫腔输卵管超声造影对不孕症患者的治疗价值。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就诊的162例不孕症患者的临床资料,117例经阴道动态三维(4D)超声造影的不孕患者为研究组,同期45例未做超声造影的不孕患者为对照组,追踪两组患者在半年内自然受孕情况。结果研究组造影后半年内36例成功怀孕,妊娠率为30.8%;同期对照组有6例成功怀孕,妊娠率为13.3%,两组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经阴道动态三维(4D)宫腔输卵管超声造影除了能准确、快速判断输卵管的通畅性,成为女性输卵管性不孕症的重要诊断手段,同时对不孕症还具有一定的治疗价值。
简介:目的检测血管生成素样蛋白(angiopoietin-likeprotein,Angptl)3和Angptl4在浸润性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为乳腺癌的治疗及预后提供有价值的生物学指标。方法用随机数字表法收集苏北人民医院2007—2009年手术切除浸润性乳腺癌标本70例,乳腺纤维腺瘤标本30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肿瘤标本中Angptl3和Angptl4的表达。采用χ^2检验分析两种蛋白在乳腺癌和乳腺纤维腺瘤中是否具有表达差异性,χ^2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两种蛋白与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Angptl3和Angptl4两种蛋白在浸润性乳腺癌中表达的相关性,并采用Kaplan-Meier法及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生存分析。结果Angptl3在浸润性乳腺癌和乳腺纤维腺瘤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75.7%(53/70)和46.7%(14/30)(χ^2=8.014,P=0.005),Angptl4在浸润性乳腺癌和乳腺纤维腺瘤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是68.6%(48/70)和36.7%(11/30)(χ^2=8.837,P=0.0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ngptl3的表达在不同肿瘤直径、腋窝淋巴结转移、TNM分期、ER表达的患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000、5.598、9.714、8.753,P〈0.050)。在70例浸润性乳腺癌中,Angptl4的表达在不同肿瘤直径、腋窝淋巴结转移、TNM分期的患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762、6.526、5.701,P〈0.050)。Angptl3和Angptl4表达呈正相关(P=0.005,r=0.334)。Kaplan-Meier分析结果表明,Angptl3和Angptl4阴性表达的患者总生存期均优于阳性表达的患者(χ-2=9.376、7.628,P=0.002、0.006)。Cox多因素生存分析结果表明,年龄、组织学分级、肿瘤直径、ER、PR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OR=6.379、0.033、66.678、0.014、0.094,P均〈0.050,95%CI:1.380-29.482、0.002-0.598、5.433-818.294、0.001-0.183、0.012-0.724),Angptl3和Angptl4蛋白表达不是影响浸润性乳腺癌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