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刘大年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战士"与"学者"双重品格于一身,一生秉持历史研究应为现实服务的理念,强调学术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史学成就与新中国50年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演变密切关联,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学术与政治是具有各自实践理念和独立活动领域、在观念上不可混而为一的两大系统。学术和政治意识形态结合并不必然地会损害学术,恰当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意识形态出发,同样可以有学术发现,可以取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学成就,这是刘大年史学留给后人的重要学术遗产。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革命意识形态及其规约下形成的革命史范式是学术与政治结合在观念和实践上的产物。研究刘大年史学风格有助于理解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张力与融合。
简介:面对“台海危机”发生后两岸关系紧张局势和“总统直选”后岛内政治力量新变化,为下一阶段“修宪”做准备,台湾当局决定援引“国是会议”先例,以政治协商形式,于1996年底召开“国家发展会议”,讨论“宪政体制”、“经济发展”与“两岸关系”三大议题,但在新党退出后,成为国、民两党利益交换的“分赃会议”,引起社会各界不满。从会议达成的结论来看,以“总统扩权”交换“冻省”共识,显然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是“独台”与“台独”的合流,不仅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造了障碍,也造成台湾地区政治体制新的混乱。
简介:18世纪的中国,伴随着盛世局面的全面形成,专制统治日趋强化。在专治阴霾笼罩下,仍有一批人不顾身家性命,挞伐黑暗,抨击专制,呼唤良知和正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政治主张和观念。本文称之为反正统政治思潮。主要表现在:陆生楠、谢济世的抗争,尹会一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大名崔氏兄弟对正统的批判,汪景褀、曹一士、袁枚、郑燮等士人的呼声,以及在太平盛世下的反清潜流。尽管这时期的反正统政治思潮显得单薄和贫乏,对未来政治体制缺乏具有想象力的规划,但应看到,这些看似琐碎、零星的政治新观点,在中国人的思想探索历程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它充分证明,中国自晚明以来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想新传统中,其最具挑战的政治思想精华,在18世纪极端君主专制的高压下,仍未完全中断。而且,它为19世纪中后期中国政治思想的变革,准备了最原始的文化土壤。
简介:本文对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的始末及其动因进行了考察,呈现当时台州地方政治的运作情况,借此来探讨南宋时期地方政治格局形成的机制。经过对朱熹六篇奏状的细致排比和辨析,本文认为朱熹按劾唐仲友,既有他与唐仲友在治理地方策略上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针对当时地方官府普遍存在的各种弊端加以批评的考虑,是对唐仲友集团发起挑战。进一步,本文指出,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实际上是地方官府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一次政治博弈,反对唐仲友施政的地方势力利用官府内部的矛盾,暗中推动了对唐仲友的弹劾。在这场政治博弈过程中,朱熹只不过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而已,最终唐仲友虽然被罢免,朱熹也黯然辞去浙东提举一职。
简介:《大宪章》是英国封建王权与贵族、教会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无论是表述话语、思想框架还是权益诉求上,《大宪章》都彰显了那个时代固有的封建性。《大宪章》条款的主体部分,乃是要将君主肆意独裁所跨越的封建权益边界厘定下来,恢复贵族、教会的传统特权。同时,其中对城市特权的承诺及其一些模糊的表述,也为后人的解读提供了宽泛的想象空间。在其颁布后的数个世纪中,《大宪章》不断被确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权。但另一方面,《大宪章》又不断遭到王权的践踏,直至在都铎"新君主制"扼制下处于"沉潜"状态。只是到了17世纪初,随着社会政治现实的变动,《大宪章》才被赋予了"自由""权利""法治"等"现代性"思想内核,并为19世纪后期勃兴的"辉格诠释模式"加以阐扬,但这一将现实与历史机械对接的做法在西方史学界不断遭到质疑。由此,如何解读《大宪章》的历史底蕴及其政治影响,应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
简介:地名是人们感知和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人与空间建立特定联系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群体基于各自的立场,往往具有不同的地名观,形成'土名'和'正名'并立、'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共存的现象。对地名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发掘蕴涵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政治文化逻辑。福州历史上的城门名、街巷名和弄堂名,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地名生产与变动机制:城门名由官方主导,传递着正统的价值观,起着维护政治权威和强化官方统治的作用;街巷名则是官方与民间长期博弈的领域,呈现出'正名'与'俗名'二元并存和互相竞争的态势;弄堂名是'土名'的世界,官方无意也无力对'土名'的生产和使用加以干涉。福州地名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逻辑的理解。
简介:1990年台湾地区“国是会议”是在世界民主化浪潮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民党内纷争不断和党外反对力量壮大、岛内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讨论了“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宪法(含临时条款)修订方式”“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等五大议题,达成终止“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资深国代”退职、开启“宪政改革”、增进两岸交流等共识,使台湾涌现出一批至今仍活跃在政坛的人物,是台湾社会转型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虽具有政治协商的形式,但带有明显的政党协商色彩,对岛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均产生一定影响。
简介: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内容、目的、意义、思路与框架等基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绝不是对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内容的简单裁切,而是从政治的角度,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全过程。本文认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既要从国史的大背景出发,又要特别注重从政治史角度反映国史发展的大脉络、主题主线、各个时期阶段性特征;既要对新中国重要政治人物、重大政治事件有客观论述,又要注意历史的联系,对客观史实进行概括和提升,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突出政治发展的时代性、规律性。
简介:受到年鉴学派'整体史'设想的影响,现在的宋代政治史研究重视结合系统、空间、网络等不同侧面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政治,这种追求全体性的研究倾向是大势所趋。另外,将政治看作'谁、什么时候、通过怎样的手段、获得什么'的过程,由政治过程的视角考察政治,同样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因此,为了阐明政治背后具体的社会网络、人际交往等问题,本文将尝试充分发掘政治史研究中较少运用的书信史料的价值。书信具有双向性史料的特征,可以如实地反映撰写的一方和接受的一方之间的关系性,以及两者之间思想和感情等交流,所以,对于人际网络的研究,它无疑是最重要的史料之一。而且,从史料的这种特性来看,同样也适合应用于政治过程的研究。本文的研究以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中的'启'为主、'书'为辅,得出如下结论:一、宋代官僚、士大夫之间以书信为媒介加强了相互的关系,并参与到具体的政治过程当中。在以科举—人事体系为中心的官僚制以及以官僚制为核心的社会中,令日常政治更加圆滑地运作起来的是网络,而书信则是该网络的重要媒体手段。二、通过对魏了翁'督府'期间所写'书'的考察,证明了与公文书并行的'书'在维系'中央政府'—'督府'(由督视和幕僚组成拥有强大权力的上级地方军府)—'地方政府'三者的行政运作上承担了重要的职能。公文书真正抵达中央、再经过审议、然后实行,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与此相对,'书'则是更为快捷直观的一对一的交流,对政治过程的推进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