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性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急剧膨胀的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他们对环境问题具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与此相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在根本上是源于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首设置的不平等社会制度或结构问题所导致的。然而,归责并不能解决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才是第一要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发达中国家或地区的两种不同视角的分析,当我们把人类整体的繁荣昌盛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时,一种能力方法理论可以支持我们提出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全球性环境正义理论。
简介:着重梳理元明史料中对树木保护的政府法令与有关记载,并与前代有关记载进行比较研究。在基本肯定元明两朝总体继承了中国传统树木保护法令体系的基础上,剖析出元明在此问题上展现出的不同一面。元代对农业树木的保护更加重视,颁布了大量有关法令。而这在一定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内亚草原文化的生态主义色彩。而承袭蒙元帝国政治遗产的明朝,由于北京特殊的地缘位置,在颁布帝陵和北方边防林木保护法令的问题上更为重视。而这些元明两代树木保护法令上的不同面貌也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由明代绘画中的“树木护栏”图样,我们也能直观地看到这一时代树木保护法令的具体执行情况。最终从树木保护的角度来阐释元明时代在国家政权和社会发展两个层面的继承和变革。
简介:从哲学观上看,文化是哲学的背景,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人文的思想文化是属于特定民族的。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哲学的民族性。因此,西方环境哲学仅仅是属于西方民族的“西方环境哲学”,而不是普适于所有民族的“一般环境哲学”。西方学者所创造的环境哲学理论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生成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思维逻辑构造起来的,因而这种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存在着先天的理论缺陷和困境: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是对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否定。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理论实质,就是要在自然与人之间作出选择:“到底应该用人去消解自然呢,还是用自然去消解人?”由于二者都以消灭对方为基本的价值指向,因而我们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内部找不到使这两个“中心论”得到和解的任何可能的途径。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仍然在西方主客二分的架构下,按照西方传统伦理学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去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问题,也必然陷入理论困境而不能自拔。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不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分法”,而是采用“天、地、人”的三分法,通过“道”去解释“天、地、人”的关系。中国哲学坚持“德”与“道”的统一性,用“道”解释“德”:“道”是“体”,而“德”就是按照“道”去行“人之事”。“德”,不是由外部强加给个人的伦理规范,而是一种通过对“道”的“体悟”而达到“觉”的一种“境界”(觉悟),这种“德”就是“道德”。西方环境哲学要想消除它所遇到的理论困境,就需要从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中去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是环境哲学的“故乡”,它对于当代西方的环境哲学�
简介:调研结果表明:在6-9月,调查区域内的街道、公园、居住区银杏的焦叶发生率呈逐渐增高趋势,焦叶高发期是8月10日-9月10日,街道行道树银杏焦叶发生率高于居住区中的银杏,公园中银杏的焦叶发生率最低;在7-9月,调查区域内街道行道树银杏焦叶递增率分别是13.2%、14%、15.3%,而公园内3个月的银杏焦叶递增率分别是11.4%、1.5%、1,8%,反映出公园绿地对不良气候条件具有良好的缓冲能力;在对树池内的银杏和绿带内的街道银杏的焦叶程度调查表明,在2009年6-9月,调查区域内,种植在树池内的银杏的焦叶发生率分别是13.2%、28.6%、45.5%、59.2%,而种植在绿带内的银杏的焦叶发生率分别是1.2%、5.9%、15.9%、25.2%,说明硬化铺装的多少,是影响银杏焦叶发生程度的主要因素,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分别用真菌、细菌和放线菌培养基对银杏焦边叶片进行离体培养,在细菌和放线菌培养没有得到培养物,在真菌培养基(PDA)上得到了培养物,取培养物制成菌液,进行侵染试验,没有使健康银杏叶片发生焦叶现象,由此说明北京银杏夏季焦叶与微生物没有关系;通过研究分析北京银杏夏季焦叶与生境因子及性别等因素的关系,确定造成北京银杏夏季焦叶的主要原因是:(1)栽植环境恶劣;(2)夏季高温、高湿;(3)过度铺装,营养面积小,透气性差;(4)土壤含盐量高;(5)土壤营养成分含量低;(6)雌株结果过多;针对北京市银杏夏季焦叶的主要原因,提出减缓银杏夏季焦叶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点:(1)对地面铺装进行改造;(2)加强夏季水分管理;(3)对土壤进行改良;(4)加强日常养护管理;(5)定植时加大株行距;(6)选择雄株;(7)严禁融雪剂污染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