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两部重要文献,其中的一些精辟见解不仅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现今中国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决议》)相比较,《历史决议》不仅继承了前者的宝贵精神,同时由于受不同的时代背景、历史任务等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
简介:用制度建设编织'权力之笼',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行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反腐败问题提高到事关国家、政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就如何认识和解决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在腐败成因上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创造性地提出制度缺陷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秩序失范、腐败现象严重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用制度建设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基本的方法和途径,并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科学地构建了制度治腐的理论框架。
简介:2014年7月30日,新疆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哈提甫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刚刚主持完晨礼,3名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暴徒便将其残忍杀害。案发后,公安机关迅速锁定目标,当日中午即实施抓捕,击毙2人,抓获1人。此案一发,全国一片震惊,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强烈愤慨。党中央对案件高度重视,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作出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打电话表示哀悼和慰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表示,要以铁的手腕、铁的意志,重拳出击,迎头痛击,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维护各族群众根本利益。国家宗教局新闻发言人8月1日发表谈话,声讨极端暴徒的挑衅行为,号召新疆伊斯兰教界人士继承居玛·塔伊尔大毛拉的遗志,继续发扬爱国爱教的传统,与宗教极端思想作斗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从伊斯兰教义的角度出发,怒斥暴力恐怖行为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直指宗教极端主义的凶残本质,同时对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穆斯林长者表示沉痛惋惜。逝者已去,唯其德行留于世间。本期,我们约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解经办主任金汝彬撰写了纪念文章,以表达我们对居玛·塔伊尔大毛拉的缅怀与追思。
简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中,内含着两个密切联系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与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主要是物质和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而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则主要是社会层面的现代化。毛泽东关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思想与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思想,均具有丰富的内容,并且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毛泽东两个'四个现代化'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仍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同为毛泽东在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提出的两个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与王明政治论争的产物,而在'中国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一口号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并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实质上,这两个命题的关系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一种承继关系,我们在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时,必须重视中国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
简介: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因而其理论活动便不可避免的会具有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性质,同时,对于一种哲学来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双重功能,由于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复杂性,很可能会在二者之间会出现不一致性。因此之故,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在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那里,有着特别典型的体现。就当时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决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因而又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乎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推而广之,对于任何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人来说,如果他既要正确地行动,同时又要掌握群众去行动,则其若要成功,必定需要两种哲学,一种用于掌握群众,另一种则用于正确地行动。这样,这种两种哲学的视野便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分析任何政治实践中的不同理论倾向及其间的张力问题。进而,对于一个行动着的理论家或者说对于一个需要理论指导和凝聚人心的政治集团来说,分别适应于正确行动和掌握群众的两种哲学的并存也表明,要想掌握群众,或许用一种理论上彻底的外来哲学理论便可,但要想成功地行动,或者说发展一种能够成功的行动的哲学,却必得借助于传统思维方式方有可能奏效。
简介: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别。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