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论弘扬民族主体性王锐生一、民族主体性：当代的潮流在所谓后冷战时代，与民族生存与发展有关的事务，愈益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现象。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民族主体性的强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交通、信息通信技术的革新使世界日益一体化，从而各民族交往空前频繁起来；冷...

简介：在西方法律传统的演变中，法律信仰的转型是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凸显而发生的。基督教理论承认人的有限自由意志，在上帝之下，君主必须服从神法和以神法为依据的法律，个人意志可以高于君权，由此形成了神权保护民权、对抗王权的局面。在自然法理论中，自由意志被理性所取代，人依赖理性就可以制定出符合神法和自然法的世俗法。理性主义则认为，人不再需要神的帮助，仅凭理性的命令就可以制定出符合理性本身的法律，获得对法律的信仰。西方法律信仰的转型经历了从自由意志到理性主义的演变历程。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基础是理性主义，将“公平”、“正义”等法治观念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对处于目前文化境遇中的中国人来说是必然的选择。

简介：<正>无论是对客体的观念把握.还是对客体的实际把握,主体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中介系统才能实现。主体性中介是人类智力的外化和物化,是主体与客体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主体性中介的质和量,现实地制约着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活动方式、性质和水平。在主体和客体既定的前提下.主体性中介不同,主体的能力就不同,

简介：哲学是关于'存在'的,有关'存在'的追问构成本体论哲学,而本体不是别的,正是主体。因此,哲学史主要是发现并确立主体的历史,这一过程在黑格尔哲学中得以完成。不过,无论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具有何种解放意义,康德却最早发现,这一原则面临着双重困境:自我关系的困境与现代性的困境。这种困境所具有的二律背反性质,使许多著名思想家走上了限制主体性的'倒退'道路,只有马克思等少数哲学家在坚持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力图从主体性原则内部克服现代性危机。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方法远优于席勒,并为后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奠定了基础。

简介：人民群众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动力。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十分重视发挥人的主体性。“主体性”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主要是指独立自主．自我决定。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才能为根据．等含义．反之。受他人支配．听命于神谕、迷信和命运．受制于自

简介：德治思想，即“运用道德的政治手段实现政治的最终道德目的”是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中最终的价值归依。以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为切入点，考察殷周之际德治思想的构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德治思想的构建共经历了三个阶段：殷商的神本文化——人的价值主体的缺失；用初的敬德保民——人具有了独立的价值主体；西周的礼乐文化——人的类意识的觉醒。可以说，殷周之际统治阶级从神权政治转向德治与礼治，在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简介：在胡塞尔现象学伦理学中,先验自我具有意向性之指向性与构造性特征,一切价值和意义都是出自先验自我之意识之授义活动,先验自我成为了一切行为之极点,胡塞尔现象学伦理学中展显出的主体性是一种＂先验主体性＂。海德格尔将＂此在＂作为突破口从三个方面对胡塞尔先验主体性性理论作出了发展改造。海德格尔从本质上把此在归结为与他人在世界之中的＂共在＂。因此,海德格尔现象学伦理学中展显的主体性是一种＂共在主体性＂。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伦理学是一门源始伦理学。共在主体在源始伦理中的本真生存即是领会良知的召唤、切近存在之真理以及诗意地栖居。

简介：本文以非营利性剧场'下河迷仓'所孵化的民间剧社为案例,探讨面对消费主义定律对艺术创作个性的消弭,社会个体如何从自身的表演行动出发来寻求出路,如何在抵抗中进行主体性重建,从而探寻主流剧场空间之外'民间剧场'艺术精神的本质内涵。

简介：'班班通'工程为教育事业带来了'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它们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学习、思维和生活。在多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积极倡导以主体性教育为主的背景下,'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已成为当代教育的价值取向。所谓主体性,一般是指人在生产生活中参与性、创造性和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自主参与、主动探究学习过程。交互式电子白板作为一种现代化教学工

简介：在全球化舞台上,文化扮演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角色,人类文化实践也因此面临多方面的深层考验和挑战。全球化造成中心与边缘的划分,改变了身份认同的基础,使得非西方社会文化身份的问题凸显出来。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一方面要遵循文化的自律规则,但要警惕陷入＂自我中心论＂的固化思维;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文化的他律因素,明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才能找到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现实根基。

简介：现代主体性在一路高歌之后陷入了危机。主体性危机表明了主体性结构中自我与他人、经验与先验、理性与非理性等各种因素的缠绕遮蔽与对立冲突,因而主体自身发生着解构。现代主体是建立在排除和压制他者的基础上的,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是对他者的肯定。他者并不是简单的人称称谓,而是寻求差异的一种复杂的话语语境。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人通过不同形象的他者的发掘瓦解了中心化的现代理性主体。尽管后现代哲学一再声称要探寻更复杂的主体性形式,但他们的理论诉求并未真正实现,而是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哲学提供的是一种消极和充满悖论的主体。在当代,最重要的不是对主体的解构,而是对它进行重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超越解构并且重建更具反思性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中国哲学与中国义理学的区别时指出，用哲学方式来重述中国义理学传统的好处在于：可以把义理学传统放置到近代学问的体系中加以审视，获知其在近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也就是说，哲学是促使传统的学问获得近代知识自觉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再思”（Andenken）的思想方式，它是从对象的整体性出发，“排除任何立场和先验性假设，在回复性思考的过程，重新决定事物的秩序与因果关系，并以此建构整个意义的内容。”

简介：就人的本质而言,人同时具有个体性和位格性。个体性是从人的肉体以及与肉体密切相关的物质欲望方面来说的,位格性是从人的精神以及与精神密切相关的信仰、道德方面来说的。当代社会错误地将个体性当作人的本质,而完全忽视了同样作为人的本质的位格性。尽管从质料的角度来说,人往往被当作追逐物欲的个体,但是从形式的角度来说,人更应当被当作具有神圣信仰的位格。

简介：本文通过对审美主体和伦理主体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个体存在的伦理层面的含义.首先考察了老庄和海德格尔的后现代宗教式的主体和儒家形而上的宗教主体,以及儒家就伦理问题对于老庄的挑战.结论是他们都缺乏把他者的生存作为自己的绝对的责任的伦理含义,因而是审美主体.其次,通过对于环境主体和伦理主体及审美主体的关系的讨论,阐释了这样一个哲学基本问题:伦理存在必须以有限性存在为前提;而后者只是一个哲学的抽象.片面地强调人的有限性(尼采),片面强调有限存在与超越者的关系(老庄和海德格尔),或否认人的有限性,这些观点都忽略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伦理责任.后现代伦理学是指我,作为一个个体(me),对于他者的一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简介：实现旅游利益主体融合是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利益主体理论产生背景和内涵入手，分析了区域旅游发展中利益主体的构成，指出利益主体协调机制是实现旅游利益主体融合的途径和基本保证。这一机制的核心主要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和激励、分配机制。

简介：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阐述了关于认识主体的科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主体的学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代技术革命和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工作,是我们面对的两种重大的社会实践活动。新技术革命进一步发展了人的能力,改革实践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也促进了主体能力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毛泽东关于认识主体的科学思想,具有更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简介：人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而把马克思之前(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近代唯物主义称之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的,但并不十分精确。因为这只是结果,而不是起点。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起来,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从客体的角度,还是从主体的角度;从直观的角度,还是从实践、人的感性活动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世界。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

简介：齐泽克认为罗尔斯的正义主体只是虚构和抽象的主体,而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也只不过是物品的分配,对于主体理论来说,这些都是不足的。齐泽克提出,只有在驱力支配下才能生成真正的主体,而驱力主体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正义行为。皮平以意识主体批评了齐泽克的驱力主体,经过我们的考察,由于以认识论层次上的主体来对抗本体论层次上的主体,所以皮平对于齐泽克主体的批评无法成立。

简介：<正>总体性思想是卢卡奇以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思想。国内这方面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研究不足:第一,卢卡奇20世纪30到50年代的研究中,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性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尤其是1937年写成的

简介：当前，无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面临一个长期以来困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即农村农民问题。农村农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最终落脚点。但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社会各种利益的分化与矛盾冲突不断增加，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村群体性事件，通过完善基层的各项运行机制，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