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思维的一个先验主体的“我”是一个伴随着一切概念的意识,它只能和意识到它的作为内感官的经验性意识一同“出现”,这是康德对“我”的最为基础性的认识。在实践哲学里没有出自感性的病理学的我的地位,尽管也考虑到了肉体性的“我”的有限性,但理性自己就已独立地规定了意志。理论化的“我”也探入到情感领域,情感得依赖一种朝向知识的可传达性。所以康德理论化的“我”伴随着其写作,其风格是先验哲学无风格的风格。但理论化的“我”在康德那里是无疑具有情感侧面的,如对道德律的敬重始终是这一理性原理的最为紧密的伴随物。另外,康德字面上并不出现的理性的“我”即使是理论化地隐匿地加以表达,还是必然具有其参与世俗生活的社交性。
简介: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生态的关切日益加深。本文立足中西方舆论对“中国模式”所作的正反两方面的表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若干主干价值和事实,对论题进行讨论。本文认为,漠视浸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历史的、有意识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模式”的竞争性置评终无可能揭示事实的真相。通过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的批判,本文指出中国发展生态其实就是邓小平称谓的“自己的模式”,如果进一步挖掘对其“是者”的认知,中国发展生态未必就不能成为一种确保全面性、常规性的经济健康、社会和谐、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的趋于至善(或人类公认为善)的人类发展取向。
简介:“菩萨二十四戒”有多种说法,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大方等陀罗尼经》、敦煌本《菩萨二十四戒》残本都涉及“菩萨二十四戒”。虽然同属大乘戒律,但三部经之间的关系却存在诸多疑问,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套用《大方等陀罗尼经》的首尾部分内容和语言模式,添加了内容不同的二十四条戒文,编撰的痕迹非常明显,应属伪托之作。而敦煌本《菩萨二十四戒》残本仅存独特的六戒内容,与《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从其内容分析亦出自中国人之手。敦煌发现的这两部大乘戒经反映了隋唐时期大乘戒律在敦煌地区的发展特点和流传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