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讨论关于《实践理性批判》中“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一章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动机”是否为实践理性批判引入了某种心理学的机制从而造成了这项批判的不一致。对此,笔者认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实际上是指理性法则规定行动时,有限的、感性的理性存在者具有的整体状态。我们既不能将其看作是道德法则规定行动时依赖的心理因素,也不能将其看作是理性的法则依据因果法则在主体中产生的经验心理学的后果。第二个问题主要是“道德法则作为动机”与“道德情感或敬重作为动机”这两种说法的一致性。在整体状态的观点下,道德法则和道德情感可以被看作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理性法则规定意志时的不同方面,它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获得一致性。由此,我们也可以将作为道德情感的敬重的否定方面和肯定方面纳入到统一的理解之中。第三个问题是处理《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及《道德形而上学》中“动机”含义的一致性。笔者认为“动机”一般是指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专指理性法则成为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时我们作为有限的、感性的理性存在者所处的状态。这些著作在“动机”的使用上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简介:本文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实践概念进行的讨论作了梳理,认为卢卡奇等通过对劳动、意志、日常生活、批判、兴趣、交往行动、个体实践等的阐释为实践概念注入了新的思想文化元素,为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提供了丰富的资养。认为在构成实践的各种元素中,劳动是最基本的,但只有和繁衍结合在一起,才可能构成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实现从生物人到现代人的过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表述过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即"生命的生产",它回答了作为始源或基元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生产活动的基本模式以及人类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问题。认为美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即人的救赎,历史上有关经验之美与超验之美的讨论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确立为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简介: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道路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道路是具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目标方向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及其理论的形成产生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一直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相随同行,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承担着艰巨的历史使命:已完成的首要任务是指导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中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正在进行的使命是指导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变为民富国强的现代化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展开的进程,体现着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