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86年,河北康保县文化馆文物干部在土城子镇小庄子村调查文物时,从当地村民手中征集到一方铜印。铜印近方形,长5.6、宽5.3、厚1.4厘米。印钮为长方形竖钮。钮长向两侧抹削成“(?)”形,长2.8、宽1.1、高2.4厘米。印正文为汉篆字“剩员指挥第六都朱记”。印背面钮顶刻楷字“上”,钮右侧竖刻楷字“太平兴国五”,左侧续刻楷字“年七月铸”。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为宋太宗赵光义之年号。宋代军制以“指挥”为军队的编制单位,其上为厢、军,其下为都。一都五百人,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五都为一指挥,统兵官为指挥使和副指挥使。“剩员”当为禁兵、厢兵、士兵因年老或疾病,不能任征戎的,保留其军籍,削减军俸,
简介:1975年成都羊市街出土“别部司马”铜印一件。资料显示,这种东汉军队官员印章,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少量发现。据文献记载,别部司马是东汉时期别营的领兵官,早期直属于大将军。东汉末年,兵制受到破坏,别部司马的隶属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东汉军队中,虽然别部司马的地位和官秩都不是很高,但东汉末年至三国一些著名历史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由于东汉兵制对别部司马的领兵数并没有作出严格规定,加上“别营”、“别部司马”属于比较特殊的编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朝廷和各大割据势力也就将其作为收编流散武装、增强自身实力的手段和工具。在东汉末年争霸战争中,别营、别部司马为各方霸主争夺势力范围,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别营和别部司马已经不适应当时形势需要,并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简介: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军的简写或省称,虽然这种称法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l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策军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军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与神策军有直接关系。其三,作为官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官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军外镇中留后官印。而备受争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军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官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军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官印其使用的时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