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世纪末，星球能量的来源依然是一个谜。科学家运用放射性测试法，证实地球以及其他星星至少有20亿年了。单纯地依靠内部燃烧的煤，或者通过收缩将势能变成动能等简单的解释，都不能解开这一长期困扰人们的谜团。

简介：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晚，夜幕下的吴淞口热闹非常，迎来送往的人群穿梭不息。一艘由沪往穗的普通客轮即将启航。人群中，一位年愈不惑的特殊旅客，依次同几位送行者寒暄话别，然后缓缓踏上舷梯，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轮船一声长鸣，徐徐出港。陈独秀回首眺望江边闪烁的灯光，踌躇满志的同时，也多少有些忐忑不安，此行成败吉凶，尚难预卜。一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从诸多主义中脱颖而出，犹如扑面而来的春风，其影响迅即扩展全国，一时间变得十分新鲜和时髦。形形色色的人也竞相用社会主义思想来装点自己，当时拥兵闽南独霸一方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也不例外，他曾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派人与苏俄政府取得联系。陈独

简介：1920年(民国九年)农历八月三十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王少舫生前为提供的辞条,写明:籍贯,河北省武清县,原籍江苏南京市.出生地,汉口.武清县是他继父王明山出生地;南京是生身父母王忠惠、王孙氏从苏北农村进入城市后的长住之所;汉口是其家人巡回演出时的落脚点.

简介：曹聚仁在自传性著作《我与我的世界》里说：“往者，从朋友处看到一幅经子渊师的《画松》，上有郁达夫兄的题诗”，诗曰：早从《非孝》识经公，众议纷纷撼学宫；论定盖棺离乱日，寒松终不负初衷。

简介：1919年10月伯克利加州大学惠勒校长的离职事件后所引发的伯克利大学教师“动乱”。与长期以来惠勒校长所推行的独裁式治理模式、后期个人身体状况急剧下降以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公开对德国的同情态度密不可分。董事会出于对惠勒“政治性言论”事件、教授会领导机构建议的考虑，在1920年正式签署了一项方案，确定了董事会、校长、教授会三者的关系，并提出了两项给予教授会分享管理权的正武和非正式的权力。

简介：19世纪中叶,中俄两个相邻的封建大国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19世纪下半叶,俄国掀起了两次侵华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俄国利用英法发动鸦片战争之机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边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二次是19世纪末,俄国推行"和平征服"中国的策略,诱迫清政府签订,获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使东北成了俄国独占的势力范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正确的决定未能付诸实施.

简介：五四是反抗“父权”的精神弑父时代，新文学对“父性”的探索成为五四时期独特而又必然出现的文学现象。通过凸显1920年代现代作家笔下从“审父”与“丑父”到“寻父”与“恋父”的演变历程，进而探究了1920年代“父性书写”背后的历史真相——“叛逆之子”与“不肖之女”的共同成长。

简介：摘要1918年开始的席卷全球的大流感，中国也未能幸免。《申报》上关于中国1918—1920年流感流行的报道显示，这场瘟疫前后3次在中国肆虐，至少涉及京津沪3市及黑龙江、吉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14个省份多个地区。其中，第一波疫情报道集中在1918年的6—7月，病情较轻；第二波集中在10—11月，症状加剧，患病死亡者明显增多，尤以浙江宁波、绍兴、嘉兴等地疫情凶险为最，北京、安徽、河南、湖南、上海等地，也比较严重；第三波集中发生在1919年的春天，上海的流感疫情报道比较多。以往出版的关于1918年大流感的著作中，有关这次瘟疫在中国的流行情况，大多只言片语，因此《申报》上对1918—1920年中国大流感疫情的报道，是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致命自然灾难的重要史料补充。

简介：日本政府在1895—1945年间于台湾施行强而有力的殖民政策，使台湾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层面都出现空前的明显变化，此变化甚至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台湾。其中，在战后初期仍为台湾最重要产业的制糖业，则是于日治时期成长茁壮的。当时为了推动新式机械糖厂的顺利运作，对于蔗农的措施有欠慎重，因此在1920年代先后发生了二林事件和凤山事件。二林事件中蔗农的抗争对象是林本源制糖会社，凤山事件则因陈中和新兴制糖会社的处置佃耕地而爆发，两个事件促使农民分别组织“二林蔗农组合”和“凤山农民组合”，后来扩大成为台湾农民组合，此组合之所以能出现，其推手则是李应章和简吉。他们当初所力争的不是传统中国常见的抗租、抗粮等租佃制度上的不平等，而是争取既有的耕作权与较合理的原料交易权，这是因为近代台湾新式制糖工业的出现，以及官方强力实行“原料采取区”制度，所导致的糖业资本家与蔗农之间的土地权益纠纷，使势力薄弱的蔗农警觉到团结的重要性。他们之所以能够警觉应该是地方精英极力呼吁的结果，并且也多多少少获得“胜利”，就此意义而言，简吉和李应章在1920年代确实扮演了领导台湾农民运动的角色。

简介：从学理上说,1920年代醒狮派的公民教育思想既是一种以国家为本位的教育理念,也是一种以国家主义为灵魂的政治理想。醒狮派在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进行反动的同时,更希望通过公民教育的的形式唤醒国人的国魂与国性,重树国人的自尊与自信,规范国人的信仰与道德,以便为＂全民革命＂提供精神支持。这种公民教育思想由于过分重视国家、民族的神圣性与至上性,而相对忽视了个人、社会在国家中的应有地位,因而是一种狭义的、不完整的公民教育思想。但由于它暗合了近代中国要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节拍,因此也不乏一定的合理性,并对以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介：1920年代初,围绕对墨西哥新政权的＂承认＂与否,美国商业界各缘其利,分裂成不同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墨外交决策。实际表明,此案例中,附属对墨商业的高层外交目标,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而决策中层部门受商业集团影响较大,所以经济活动乃必要但并非充分的外交策略。

简介：万笑南在《上升的明星？堕落的女星——1920年代上海的电影女明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二期）一文中，对当时上海电影女明星的文化身份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当时的电影女明星首先被文化精英们赋予了重要了使命。“国产电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它们开始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电影有传达知识的真能力，它通俗易懂，因而具有比书本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在这种大背景下，“一小部分文化精英对电影女演员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非但不再将其置于‘倡优’之地，而且还期望她们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先锋，是肩负起教育大众的责任。

简介：(一)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受到日益发展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而在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之后,很自然地又要把工人阶级当作可以依靠来进行革命的主要社会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到劳动场所去进行调查研究.这些成人教育活动使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接近进一步深入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种情况,在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已经有了明显的反映.在1920年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大规模地纪念过五一劳动节.1919年,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帮助下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出专号纪念这个节日,但就全国来说.反应并不热烈.李大钊当时曾作了这样的预测;“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或者大不同了.”1920年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活动证明了李大钊预测的正确性.(二)

简介：1920年海原地震是我国近代史上波及范围最广、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1921年北京政府派出调查组赴灾区实地考察。此次地震的救灾工作未能完全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因而造成重大损失。在灾难面前，政府、社会组织、媒体以及广大民众表现不一。海原大地震及赈灾救灾的过程，有很多经验、教训、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简介：冯至青年时代与德国浪漫传统的关联,一直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本文试图进一步准确呈现上述关联的具体构成及其重要特质。在细致分析1920年代冯至生命历程以及他的大量诗歌与散文创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浪漫传统对早期冯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诗歌艺术层面,更对其精神气质的型塑具有重要作用。冯至与浪漫传统的联系,一方面与他对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传统的自觉继承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面对现代性困境对德国浪漫派的批判性吸收有关。大量事实证明,冯至在精神上更接近诺瓦利斯与蒂克而非施莱格尔兄弟及克莱斯特等人,他更强调自然与精神的同一性这一浪漫美学的维度。

简介：1920-1934年的“国家重建时期”,为了维持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在应对多起反政府的叛乱中赢得农民的支持,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墨西哥政府推行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但是,受领导人的国家发展理念以及农村地区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的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渐巩固,土地改革的步伐在“索诺拉王朝”后期逐渐减缓,总体效果并不明显。直到1934—1940年卡德纳斯政府期间,才通过较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墨西哥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简介：<正>笔者曾在《1919:李大钊的思想足迹》一文的开头写道:"一年,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一个不算长的时间;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来说,更是一个极为短暂的瞬间。在生活平淡的岁月中,一年的光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一年的时间则足以实现划时代的飞跃。"如果说1919年对于李大钊来说是思想上大飞跃

简介：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远在法国巴黎南郊蒙达尼县城的蔡和森，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对事关中国前途的几个“大要”问题，谈了他的认识和主张，留下了宝贵的思想精华。

简介：文学也是一种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对“美”的追求像“爱”一样认为是永恒的主题。“美”是美丽的象征，它的内涵一直是固定的，而“丑”是对人本质力量的歪曲而诡异畸形的表现，到1920年国文学领域开始出现，“丑”表现于意识，认同它也是一种“美”。1920年是韩国近代小说发展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旺盛期，其小说重视个人生活，发现自我的倾向。小说不仅仅是“美”的概念，其中还包括了“丑”的意识，阐明了美意识。“丑”是殖民地突出鲜明的一种文化现象。本论文重点分析1920年罗稻香的《哑巴三龙》、李孝石的《养麦花开时》等作品中主人公的“丑”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简介：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省(包括成都和重庆在内的广大地区)进入了一个政权频繁更迭的时期。1911—1914年先后在重庆建立了中华民国蜀军政府，在成都建立了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而后两军政府合并成四川军政府。1915年以后，又有陈宦、蔡锷、罗佩金、戴戡、刘存厚及熊克武、杨庶堪等人先后在四川政治历史舞台上亮相，轮番控制四川军政。对1911—1914年的三次政权机关更迭的有关问题，笔者已作了初步论证。①本文主要研究的是1915年以后的四川军政机构沿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