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就未成年人轻罪案件而言，非刑罚化处理的价值主要体现为有利于减少未成年被告人回归社会的障碍，有利于在量刑上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及有利于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感召力等方面。当然，未成年人轻罪案件适用非刑罚化应当具备犯罪事实清楚，侵犯被害人个人法益，对公共利益损害较小，犯罪时的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后果较小，教育、矫正环境适宜，以及社会关系得到恢复等要件。对于未成年被告人轻罪案件的审理，应采用“先定性再和解”的审理框架，在明确未成年被告人有罪无罪，此罪彼罪，罪重罪轻的基础上，再决定要否和解，如何和解。

简介：随着现代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青年参与社会发展变革不仅仅限于文化文本上的认识世界,而是更多的寻求身体参与文化实践的改造世界,这是公民社会发育的表征,同时也与全球媒介行动主义息息相关。本人以导演李杨到鲍勃·迪伦的文化实践为切入点,探讨青年媒介行动主义的构成、特征和现实意义。

简介：本研究利用2008年对山东省莱西市东大寨和牛溪埠村的调查数据和访谈笔录，对农民政治参与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数据分析的结果充分说明，经济收入与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相关性最弱，文化程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强，年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比较显著，性别和政治面貌与政治参与低度相关。

简介：经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发现,鲜有大学生志愿服务动力机制方面的研究;由于警察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为促进警察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持续开展,十分必要分析警察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动力机制状况。基于对四川警察学院大学生志愿者的调查,梳理了四川警察学院大学生志愿服务现状、动力要素、独特性与缺陷。据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警察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动力机制：从利益、权利和价值角度健全志愿者个人动力机制,以增强志愿服务内驱力;从职权与职责入手健全组织动力机制,以增强志愿服务推拉力;健全配套机制,以＂磨合融合＂个人动力机制和组织动力机制。

简介：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市的青年职工业余教育从以政治教育为主转变为速成识字法的扫盲运动为主,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使得中央不得不进行整顿。这些问题主要有：盲目冒进,多头领导;师资力量与学习时间无法保证;对工人的切实需求不够了解。总结扫盲识字运动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今的职工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权利要求书中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撰写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此外,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专利权利要求书撰写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撰写出的独立权利要求是否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以及还取决于是否能够为客户争取到一个合理的、适当大的保护范围。另外,在面临日后的专利侵权问题时,为了提高专利权利的稳定性以及避免专利的权利要求被不必要地缩小,则需构架好从属权利要求,确保从属权利要求之间的引用关系的正确性,以及确保每条从属权利要求都要包括能够实现其有益效果的技术特征。

简介：校园暴力犯罪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实践关注的热点之一。通过对北京市海淀区各类院校发生的校园暴力犯罪状况进行调查，对校园暴力犯罪的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并归纳出校园暴力犯罪的七大主要类型，从而为有效地治理校园暴力犯罪提供准确有效的依据。

简介：当前城市青少年学生社区实践活动总体发展情况一般。尽管参加过青少年社区实践活动的学生对活动效果评价较高，但喜欢参加社区实践活动的学生占比不到一半，经常参加社区实践活动的学生不到两成。此外，还存在实践活动项目不能完全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学生对实践活动项目知晓度不高等问题。改进与加强青少年学生社区实践活动，应立足青少年学生的需求和发展，从培育和增强青少年学生社区实践活动的主体性，构建社区、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的社会生态支持系统，整合青少年社区实践活动资源，打造专业化青少年社会工作者队伍，拓展青少年社区实践活动宣传推介的途径与渠道等方面进行努力。

简介：人物简介斯克莱庞迪少将现任意大利经济和财政警察学校总司令。他曾就读于意大利经济和财政警察学院,先后获得了法学学士、金融与经济安全学硕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在他三十多年的从警生涯中,曾担任拉文那市和巴勒莫市的税务警察（经济和财政警察的前身）省级指挥官,以及意大利税警总指挥部三部的主任。

简介：我国自2003年7月在全国6个省（市）进行社区矫正试点以来，经过多年发展．不少地区形成了自身独特性的发展经验，但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笔者通过查阅、收集烟台市A区司法局、检察院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数据和资料，实地走访基层司法所，访谈部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等方式，对山东省烟台市A区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A区的矫正理念、“一对一”帮扶、矫正重点、矫正环节等先进做法为其他地区开展社区矫正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在实际工作操作中还存在矫正立法、矫正队伍、矫正政策宣传、职能部门间配合、经费保障等方面诸多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从社区矫正法律体系、矫正队伍建设、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度、矫正方式的选择等方面探寻完善的建议，可以为烟台市A区和其他地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简介：法社会学对犯罪的研究在于揭示犯罪的社会学本质和社会根源，这也意味着对校园内的暴力犯罪研究必须把校园暴力问题放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中加以细致考察，只有真正揭示校园暴力的社会根据，才是有针对地进行犯罪预防与社会控制的前提基础。

简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30年，我们党召开了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聚焦“三农”，为亿万农民描绘未来发展的壮丽蓝图。

简介：<正>一、亚洲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形成1993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见《朝日新闻》社长中江利忠时谈到今后如何确立亚洲太平洋的安全机制问题,他说:“中国认为,可以从本地区多样化的实际出发,进行双边和区域性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加强沟通和信任。为此,中国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新华社北京8月6日发《中国通讯》)

简介：为落实《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和博茨瓦纳全国青年理事会交往意向书》的相关合作部署，进一步深化北京青年和非洲青年的友谊，应南非MIH集团和博茨瓦纳全国青年理事会的邀请，以团市委机关党委书记、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北京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郭新保为团长，

简介：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本身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所以培育青年人的核心价值观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培育青年人的核心价值观须以劳动幸福观为根基。劳动幸福观的价值意蕴是要尊重劳动,倡导幸福劳动。尊重劳动才是真正地尊重人。人只有得到尊重,才会有幸福感。劳动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和展现本质的唯一方式,是人的幸福之唯一源泉。判断幸福与否的标准正在于劳动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异化劳动是否得到克服。必须将尊重劳动和幸福劳动作为最核心的观念予以强调,并以此来培育青年人的核心价值观,这无非是要达到让所有非异化劳动均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并在劳动中体验真正的幸福。

简介：迟到的岁月老人①。在八十年代最后一天的茫茫夜色中，敲响了九十年代的第一记钟声，开启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第一天的曙光。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中国人民充满希望，近接二十一世纪的十年，是在党的领导下，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团结一心，艰苦奉献，为实现第二个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而奋斗的十年。

简介：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幸福和全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存在多种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近些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上升趋势虽得到一定遏制,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宁波法院自2010年5月在市中院成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以来,坚持贯彻＂特殊、优先保护＂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司法理念,严格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落实＂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严格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在公正审判未成年人案件的同时,认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并不断深化推进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机制创新,以法庭审判为中心,推动建立了宁波市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团,制订《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圆桌审判＂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心理干预的若干规定（试行）》《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法（试行）》等涉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制度,有力地推进了宁波地区法院涉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

简介：在吸收和借鉴学术界有关外交决策认知心理分析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引入心理学理论中的“受害者心理”，并以1959—1962年中印领土争端中的印度对华决策为例，阐释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在“受害者心理”支配下的信息解读、形势评估以及方案选择。当中印领土争端凸显后，印度决策者的信息解读无视中国方面的善意信号与和解姿态，甚至一味夸大其敌意和威胁；与此同时，印度决策者高估己方立场和主张的合理性，并据此选择行动方案。印度决策者的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之间出现的重大偏差，是“受害者心理”影响外交决策的消极后果，是中印边界纠纷升级为边境战争的症结所在。

简介：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预控是犯罪预控纵深的一个层面。以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预控的现状、影响因素、措施、结果的实证调查数据为依托,诠释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预控的普遍性及特殊性,提出研究结论的对策指向,即宣传与教育：犯罪预控意识的培养;整合：社会预控力与自我预控力的有机统一;规范：重刑主义的避免与人权法律的保护。

简介：通过对上海市Z区初中、高中/中职阶段青少年进行的问卷调查,来描述青少年关于人身安全自我保护的概念、知觉与技巧掌握现状。从就学阶段青少年人口特征、家庭结构、社会融入状况、主要监护人特征等因素入手,对其人身安全自我保护意识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性别、年龄、学习成绩、身形状况、家庭居住环境影响较为显著,而青少年是否会说本地话、是否独生子女、主要监护人经济状况和文化水平等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