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明初通过实行度牒制度,将僧道身份之合法确认权归于国家,实现对制度宗教组织成员的掌控,保持世俗政治文化主导地位及相关经济制度之推行。其基本目标,主要包括限制僧道人口、划分僧俗界限、考试授牒。但僧道定额在正统以后被大幅度突破,成化时期因滥度僧道,已经基本失去效力,虽经弘治时期整理,未根本改变趋势。明中叶以后,僧道中有度牒者,当不低于70万人,其无度牒者,又当远多于有度牒者。嘉靖中叶以后,纳银给度成为主要做法,明初制度精神已然丧失。度牒制度变迁与皇室家族信仰倾向及其利益关系密切。有关争论,基本在官僚士大夫与皇帝、后妃、僧道势力间展开,反映出儒家治国理念与佛道信仰之间的严重冲突。度牒制度由社会控制手段蜕变为财政手段,是明朝社会控制力削弱的过程,也是包括社会救助需求在内的财政压力造成的。
简介: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开始在台湾设置府县,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这两百多年间,正是中央政府对台管理制度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台的治理观念几经变动,在台官员的设置和职权也都频繁发生改变,情况纷繁复杂。在此期间,台湾道台一职虽始终存在,但其管辖范围、职权、作用等方面都呈现出了复杂多样的变化,对台湾社会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基于台湾道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庄林丽的《清代台湾道、台湾道台与台湾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一书从制度史的角度解读了台湾道的设置与变迁、台湾道台的基本情况以及台湾道台的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该书还从台湾道台与台湾社会关系的角度讨论了台湾道台与清代台湾的社会秩序维护、台湾的开发、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方面的关系和作用。庄林丽深厚的考证功底以及对于资料的全面搜集、梳理、分析均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简介:曾作为俄国首都200余年之久的圣·彼得堡市,拥有许多帝俄时期的宝库,藏有数百万册各种文字的珍贵图书的诸图书馆即其中之一。旧藏文及蒙文图书收藏于三个主要的图书馆,即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及俄国国家图书馆(前国立公共图书馆)。为了更好地了解圣·彼得堡藏、蒙文文献收藏品的具体情况,有必要对此作一些初步的全面评论。首先要考虑的是地理因素,藏、蒙文图书绝大多数都来自于邻近俄国的蒙古、安多及北京的俄国基督教使团。由于这些地区为格鲁(dGe-lugs-pa)派所控制,因而其文献构成了藏品的绝大部分。第二,对俄国而言,藏传佛教并不陌生,早在17世纪就有诸如卡尔梅克、布里亚特等信奉该教的蒙古部落成为俄
简介: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同样需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工作的指导思想。从"拆旧建新"现象入手,对遗产保护、文脉延续、功能运转、舆论引导四个方面分析了"拆旧建新"的大规模复古行为对我国历史文化保护的负面影响。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理论层面、管理层面、技术层面都存在一些困境,需要辨析和廓清造成困境的若干认识偏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城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抓住十八大以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契机,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突破名城保护面临的困境,从理论研究、技术体系、监督机制、民生改善、公众意识等方面系统探索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的新路径。
简介:抗战时期山东农村两面政权的出现,初期是中共变通抗日策略的产物,后来与中共调整抗战战略息息相关。从两面政权的具体形成过程看,有中共成功争取伪政权而成的,也有安插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实际控制伪政权而成的,甚至有的是中共主动建立的。除中共实际控制的两面政权外,一般两面政权对中共的态度犹疑不定,持续可以依靠的两面政权数量有限。尽管如此,乡村两面政权作为潜在的抗日力量,对中共在敌后立足、扎根,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发展抗日力量,开创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掩护、救助、情报、物资供应等多方面协助。中共与日军力量对比悬殊、日伪对农村控制力薄弱、中共对伪职人员严惩与教育争取相结合的政策、巧妙的斗争策略、乡村民众自保诉求与心中民族大义意识,都是抗战时期山东农村日伪基层政权走向两面性的重要因素。
简介:6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三军(由赣西南之红六军改称)、四军、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不久即按编制草案改称红一军团。红五军、八军编为第三军团。红一军团成立后,从闽西北上,向南昌挺进。红三军团则于7月底攻占长沙。8月初,一军团得知湖南敌军何键部向三军团进逼,决定迅速挥师湖南,与三军团会师。此时,三军团已有计划地撤出长沙,退至平江、浏阳一带整顿。23日,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两个军团前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并宣布成立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副司令员彭德怀,副政治委员滕代远。同时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