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的通过是美国贸易政策与立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1934年体制”导致美国《联邦宪法》中由国会主导的贸易政策规制体制真正开始向由国会与总统共享决策体制的过渡完成。其中所涉及的深刻的国际与国内政治一经济背景是解读这一体制的关键所在。审视这一体制并廓清其中所含的法律机理，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流变，其影响表现在对美国国内贸易政策与国际贸易体制两个层面。

简介：在风险规制领域，政府监管部门决策时经常面临复杂的技术面向，哪些物质有危害、危害影响多大等问题争论不断。《食品安全法》建互了风险评估制度，试图通过科学评估奠定决策基础。然而，通过对食盐加碘风险评估的考察可以发现，评估混杂了政策考量与个人偏好，进而影响了其权威性。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服务于政策制定的科学并不完全基于科学事实，在证据不充分、决策又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科学家需要大量运用假设、推定，这就给政策考量、个人偏好影响评估科学性留下了空间。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提出构建风险评估法律制度的方案，以期通过制度建设，限制政策、偏好对评估科学性的不当影响，确保更为诚实的评估。

简介：当前中国不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造成通货膨胀预期的学理解释有很多,笔者从法律金融学的分析方法入手,认为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根源来自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双目标＂的矛盾性。要做好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必须从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独立性和问责制度建设入手,并修订我国中央银行法,给予公众最稳定的预期。

简介：贸易自由化对社会经济福利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决定了两者协调的必要性。两者在终极目标和利益主体上存在着可协调性，协调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政策必须坚持共同的义务与责任原则、差别的义务与责任原则、适度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和环境政策的整体经济性原则。WTO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过度关注环境问题，以及协调机制的内在缺陷，阻碍了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无益于以贸易方式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改革完善协调机制，实现WTO贸易与环境政策协调发展模式中“贸易导向”的自觉。

简介：<正>寒冬的晨曦,透过明净的玻璃窗,映射到威严的审判台上,大厅里格外肃穆。被告席上,一个清秀文弱,神志恍惚的青年人正低着头,不时的用分那怀疑、恐惧的双眼,望着审判长严肃而从容的面孔,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生

简介：为实现男女间真正的平等,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当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是"社会体制习俗"把人组织到规范好的"男性""女性"的活动中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因为男女的生理特征而自然产生的.其分析方法要求考察女性与男性面对的不同的社会现实、生活期望、经济环境等因素,分析社会公共政策对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影响,尤其是可能给女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修改社会公共政策,以期消除男女之间的实际不平等.我国2001年修订后的仍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规定男女两性在婚姻家庭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但以社会性别平等理论来分析审视现行婚姻法,其结婚、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离婚等具体制度中,某些规定仍缺乏性别意识,并不能真正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法律保护,特建议从社会性别平等的角度对立法加以完善.

简介：在刑法解释中，为确保刑法规范的开放性，有必要赋予其合乎时代精神与现实需要的价值判断，包括引入超越实证法范围的价值判断。教义学本质上涉及的是价值判断的规范化问题，具有将价值判断问题转化为法解释技术问题的功能。在法教义学层面，基于罪刑法定的制约，只有部分法外的价值判断能够实现向法内价值判断的转换。概括性条款与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充当着法教义学与法外价值判断之间的联结点。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也并非与法外的价值判断无涉。在刑法解释中，解释者应当优先以刑事政策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来填充其间的价值判断内容。正是通过为价值判断提供实体内容，刑事政策为教义学体系的演进提供方向性指导，防止后者蜕变为封闭、僵化的存在。通过对危害性评价的支点产生作用，刑事政策在影响对行为的应受刑罚处罚必要性及其程度的判断的同时，反过来对犯罪成立要件的解释构成制约。贯彻“以刑制罪”的逻辑，有助于对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做出合理的界定。“以刑制罪”现象的存在，要求将罪刑相适应作为刑法解释的指导原则。

简介：一、《纽约公约》下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又被称为“公共秩序”，它是国际私法领域内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传统理由。早在上个世纪，瑞士法学家Brocher最先提出区分国内和国际公共政策两大分支。[1]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b项明确规定了承认或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如违背内国”公共政策“，内国法院可予拒绝。

简介：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由于经济结构转换，人口大规模流动，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根据对流动人口犯罪原因和特征的分析，我们应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广义的刑事政策”予以调适：破除户籍制度障碍，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对流动人口犯罪案件的处理应考虑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协调；加强教育、培训，切实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立新型犯罪防控体系。

简介：在世界银行提出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五种模式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主要有六种模式：小改的参数式改革、大改的完全市场化改革、中改的名义账户制改革、早改的公共预筹积累制改革、多改的多支柱改革和统改的整合碎片化制度改革。在这六种模式中，小改、中改和大改三种模式之间具有排他性，而早改、多改和统改三种模式之间以及与上述三种改革模式之间都具有兼容性。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模式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为政策选择提供了广阔空间。各国政府可以根据社保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保改革主要约束条件，制定灵活而又切实可行的政策，多管齐下，多项改革并举，实现社保改革目标。各国成功的改革政策组合可以概括为抢占先机型、配套改革型和拾遗补阙型，这分别以约旦、瑞典和智利为典型代表。本文总结了这些国家社保改革政策组合的成功经验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简介：分家行为作为世代相传的民间习惯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成为被征地农民、尤其是＂外嫁女＂博弈抬价的诉讼策略。撇开对征地冲突的刻板影响,全景式观察行政诉讼中各方利益诉求及行为逻辑,可以发现：被征地农民的诉求是凭借非正常分家行为增加征地补偿,地方政府的目的是利用行政规范性文件推进土地征收,法院的定位则是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机制实现制度变迁。我国现行法律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但也未完全禁止,宅基地使用权在户内成员间流转理应得到认可。法院通过标杆性案件的审判可以实现地方政府＂一户一基＂认定标准的突破,推进地方公共政策制度变迁。

简介：以发展动能转换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乃题中应有之义。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其基本内涵是处理好竞争政策与主要表现为各种产业政策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前者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以最大化自由公平竞争环境来优化资源配置;后者作为政府规制经济的重要手段,本身带有弥补市场缺陷和干扰破坏市场竞争的双重属性。随着竞争政策地位上升为基础性地位,产业政策将在挑战中得以优化升级。新时代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意义重大,它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新战略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依归,是完善宏观调控优化产业政策的基本路径。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需要三条法律路径予以保障:一是释宪,二是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三是尽快启动《反垄断法》的修订;后两者可以有机结合协力推进。

简介：民法学界存在自然主义的市场观念与非自然主义的市场观念，以及与这两种观念相对应的纯粹私法性定位的民法模式和非纯粹私法性定位的民法模式。其中，纯粹私法性定位的民法模式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立场和社会政策方面的“中立化”企图，及其形式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学理姿态，应当受到批判；作为法律体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民法的立法和理论研究，必须具有更多的政策导向意识。中国民法的立法和理论，需要扬弃对市场体制和民法模式的本质主义和教条化的理解，更加积极主动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事立法政策内涵进行持续不断的解读，通过民事立法的理论和实践，参与到有关社会政策的探索和发展之中去。，

简介：朱晓阳教授的《小村故事——罪过与惩罚(1931-1999)》一书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云南某乡村,重现乡村生活中关于实现惩罚与社会控制的历史.初看书名时我乍以为题中的"惩罚"是有关刑法规定的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惩罚,但翻开书页深入理解后我明白此处的"惩罚"绝不仅仅指行为触犯国家成文法规定后而引发的惩罚,它所涵盖的范围广泛且意义深远.从它的内涵来看,这本书的上架建议定位的确应当是法律社会学,即借助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阐述乡村生活中的惩罚性事件.此处的"惩罚"已经超出了刑法意义上以判处刑期或财产损失为代价的内容,它包含的内容已经不再仅出现在集中的某个时间阶段,它以一种无处不在的方式散布在村民生活的日常中,贯穿着乡村生活的始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乡村生活中的惩罚并非是出现正式法律之后才发生的事,在共产党组建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乡村就以其独特的惩罚模式实现着社区内的控制.

简介：司法解释的存在应以必要为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立法者应充分利用主客观条件尽可能使法律完善，不应人为制造司法解释存在的制度空间。立法在修改时，应充分吸收既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经验，有效回应司法的现实需求。近年来，多部法律修改后既有司法解释继续施行、法律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立法前经验制定新司法解释等现象的存在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未能充分而有效地吸收既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经验。在法律体系初步建成的条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中，应严格限制“法律不宜太细”政策的适用，全面转向以司法为中心，立法在制定和在修改时，应当充分吸收既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经验，更为有效地回应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