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电视访谈节目除社会环境这个大语境外,主要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上下文三种语境。大众传播语境是电视访谈节目中最重要的语境,它是人际传播语境的背景语境;人际传播语境是把人际传播引入大众传播后产生的一种新语境;电视访谈上下文语境不仅包括言语上下文语境,还包括画面、音乐、音响上下文语境。

简介：【1】问：我们知道您是陈望道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工作,致力于语言学、修辞学的教学与研究。您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研究道路的呢？答：我是1957年进复旦的。当时中文系有三个专门化：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还有一个是语言专门化。实际上,当时的专门化带专业倾向,本来是到了高年级才划分的。因为进校时正好是大跃进时期，赶上进行社会教育革命，所以我们很早就开始专门化了。其实最早我填的也不是语言学，我想搞古代文学。那时候进中文系都想搞文学，都想当文学家。当时领导上认为选语言学的比较少，希望大家能够改报语言专业。我因为父亲是语文老师，高中时看过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脑海中有些语言学的概念，因此响应号召，就改报语言学了。

简介：<正>教学古汉语被动句,遇到作为例句的“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高校教材、《词诠》、《文言文法》和《古汉语虚词》,均注明这个例句在《汉书·贾谊传》。可是我反复仔细校读《贾谊传》却怎么也没找到这个例句。这使我有些纳闷。翻检新版《辞源》,“于”字条未收此例句。翻新版《辞海》,“于”字条

简介：简介：阿赫提一维科·皮塔里宁教授是世界知名的皮尔斯哲学学者。他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符号学教授、皮尔斯研究中心主任,爱沙尼亚塔林科技大学哲学系主任。作为美国皮尔斯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皮塔里宁教授在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及其相关方面建树颇丰,具体可参见其代表作《逻辑的符号学：皮尔斯的语言哲学、博弈与交流》（2006）。

简介：蔡秀枝，（中国）“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系暨研究所博士，现任该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符号学、叙事学、文学理论、都市研究，

简介：卡莱维·库尔（KaleviKull），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教授，现任该系主任，《符号系统研究》（SignSystemsStudies）期刊编辑。主要研究领域：生物符号学、广义符号学、生物学理论研究。在国际符号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参与编写的重要作品包括《阅读霍夫米尔：对生物学的再思考》、《朝向符号生物学：生命是符号的行为》、《理论生物学讲稿》等。库尔教授是新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而“新塔尔图”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它的起点应从1992年塔尔图大学成立专门的符号学系开始算起。新学派的研究主要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它将符号学视为研究所有生命系统的符号过程之科学，这也就意味着对魏克斯库尔和西比奥克（该系设有专门的西比奥克图书馆）符号学思想的倚重，也意味着符号域思想与生命科学的交叉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第二，较之于深受形式主义影响、着重于文本研究的莫斯科一塔尔图学派，新学派的研究跨越了多个领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国内学者对塔尔图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尤里·洛特曼、乌斯宾斯基和伊万诺夫等人之上，对新塔尔图学派尚无引入和介绍。因此，本辑特邀库尔教授进行专访，请他就新塔尔图学派对原有符号学传统的继承和推进，以及现今的主要发展方向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可以由此创造一个与新塔尔图学派进行对话的契机。

简介：问:沃尔顿教授,您好!在国际论辩研究界,您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著作等身”。就您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极为罕见的多产性而言,用这个成语来形容您的研究生涯,大概一点不为过,完全名副其实。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有这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研究成果,您希望给国际论辩研究留下什么样的学术遗产?答:就我个人而言,过多地谈论一个人在其学术研究领域的遗产这个话题,是一个错误。我只不过是在一个时期,致力解决论辩研究领域的一个问题。我的目标是找到有效的办法和工具,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简介：《论语·雍也》“君子可逝也”一句中的“逝”字,历来学者多从汉儒之说,训为“往”.清人俞樾持不同观点,认为“逝”当读为“折”,当代学者洪波赞成此说并为之论证.《论语》出土文献的发现与刊布,为正确揭示文本真义提供了契机.定州汉墓竹简中该句作“君子可選”,“選”对应于今本“逝”.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文章结合出土文献材料中“■”声字可读入月部(如“逝”、“噬”等)亦可读为元部(如“衍”、“遣”等)的用字现象,着重探讨“逝”、“選”异文形成的原因.主要结论是,“君子可逝也”之“逝”在早期底本中可能写作“”声字,后世不同的传抄者依据自身的阅读习惯将之转写成“逝”或“選”;“選”、“遣”音义关系颇为密切,在《论语》该句中当理解为“遣送”、“打发”之义.

简介：问:您好,范·爱默伦教授!第一个问题是,在温莎大学跨学科论辩研究博士点创立演讲中,您提到要把“论辩”重新界定为“交流活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新定义?有什么特殊考虑?答:我不是有意要将“论辩”(argumentation)重新定义为“交流活动”(communicativeactivity)。实际上,这是我1970年代末从事论辩研究以来所采用的定义。我只是想要强调,正如我一如既往地这么说,论辩绝非只是涉及推理(如一些逻辑学家似乎认为的)那么简单,论辩更多涉及与人的交流和互动。论辩总是致力于说服他人,使人相信一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简介：一、与安东尼·布莱尔教授的访谈问:布莱尔教授,您好!今年正值《逻辑的自洽》(LogicalSelf-Defense,1977)一书①出版40周年,今天有幸参加这个纪念活动。这本书实际上承载了很多的历史意义,后来一系列事情的发端,从北美非形式逻辑运动的兴起到InformalLogic(《非形式逻辑》,A&HCI入选期刊)的创刊,从温莎大学推理、论辩及修辞研究中心的成立,再到温莎大学跨学科论辩研究博士点的设立等,可以说都与此书有关。首先请教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说北美非形式逻辑运动发轫于《逻辑的自洽》的出版?

简介：传播学与符号学都是仅有百年历史的年轻学科，两者渊源与发展进路各不相同。符号学的学科化与索绪尔于1907—1911年在日内瓦大学讲授的普通语言学课程关系密切。几乎同一时期，新闻传播学课程正式开设。1905年，布莱尔（willardG．Bleyer）在威斯康星大学开出为期一年时间的新闻学课程，新闻学成为传播学的第一个主要研究对象，且其影响延续至今——学界仍将“新闻”与“传播”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