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校园欺凌的诱因复杂多变,交互多元。本文运用特拉维斯·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以自我控制能力为中介变量,基于3777份中小学生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社会控制因素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控制要素、自我控制对校园欺凌行为具有显著直接影响;自我控制在社会控制要素与校园欺凌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不良行为的参与是校园欺凌行为的首要诱因。

简介：大型工程项目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关键地位，但是也日益成为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的一大诱因。“利益相关者-问题-手段”框架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项目方、专家和当地民众，按照影响力大小可以细化为上层、中间层和下层三个层次。通常，上层利益相关者主导项目的需求识别、方案制定等论证过程，中间层利益相关者充当了辅助的角色，反对的专家和项目所在地民众无法实质参与论证过程，因此其意见和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导致持续的质疑和群体事件发生，政府和项目方不得不匆忙应对。但是，政府和项目方采取的应对手段离从源头上和根本上化解风险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应构建“政府、项目方、专家、当地民众实质参与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项目决策论证制度，以缩短这一差距，从源头上阻隔大型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因子，实现大型工程项目的良性治理。

简介：从总体安全观角度看,安全研究将不再局限于某一领域(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或社会科学)。安全社会科学与工程作为安全科学技术一级学科(群)的二级学科(群),在中国日益成长,其具体三级学科不断涌现。本文拟从总体性安全观和社会系统论角度,将该学科体系形象地勾画为人形、安字形、全字形结构模型图,并对其体系化发展进行深入探索;同时,安全社会科学也需要与安全自然科学技术等进行深度对话和互动。此外,本文首次尝试使用更具有总括性的汉拼Anquan,来统帅和整合英文Safety和Security。

简介：灾害社会学是社会科学对灾害危机研究的重要力量,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较,其对灾害问题的科学研究传统最为悠久、学术影响亦更大,经过长期发展,灾害社会学已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本文聚焦美国灾害社会学的学术共同体发展演进与趋势,重点对学术共同体的缘起、发展以及理论脉络进行梳理分析,对美国灾害社会学主要研究机构进行一般性的介绍,以求为中国灾害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简介：灾害问题与灾前社会问题有着存续性联系，社会人口特征与灾害风险及其影响亦存在显著相关性。本文聚焦社会人口特征视角下的灾害群体脆弱性研究，将灾害的群体脆弱性置于风险感知、灾害整备、灾害反应、灾害恢复维度下以梳理国外相关研究，揭示出灾害的群体脆弱性存在“高脆弱-低整备-高损失-低恢复”的恶性循环再造现象。

简介：“减生社会矛盾”和“化解社会矛盾”,虽然两字之差,但意义不同.“减生”是治本,“化解”是治标;“减生”要侧重找到产生社会矛盾的原因,对症下药;“化解”要侧重研究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息事宁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的焦点往往直接或间接地集中到政府.化解和减生社会矛盾首先应当化解和减生政府行为引发的社会矛盾.

简介：我们在谈论“学科（discipline）”这一概念时，主要有两个语境：一是作为知识生产的“学科”，例如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种意义上的“学科”主要目的是生产知识，以达成知识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二是作为知识规训的“学科”，例如按照学科目录设置专业并讲授课程，这种意义上的“学科”主要目的是传承知识，以实现知识的扩散与传承。

简介：突发的极端自然灾害带来巨大的应急需求，超出政府应急供给能力。如何有效地将市场资源、社会资源纳入灾害治理网络是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虽然信息的流动性会促使社会组织以自组织形式主动参与应急管理网络，但该类组织为网络带来资源的同时也会增加网络协调的难度，因此，研究社会组织的参与形态，明确该类组织的网络定位，有助于推动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良好互动，从而改善复杂适应系统中应急体系的适应能力。本文以2013年芦山地震为研究对象，揭示社会组织在应急响应过程中的功能特征，分析该类组织在应急管理网络中的角色定位，从而探讨社会组织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现状。

简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机制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顶层设计。其中评估主体贯穿稳评的各个环节,明确认识主体类别、厘清主体间关系类型、探明主体结构特征等对于促进决策科学化、健全稳评机制、指导稳评实践均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72份重大项目稳评文件和20份稳评报告为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梳理出稳评主体间的关系类型和现状;而后利用社会网络,对各类主体在不同关系类型网络中的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不同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了纵向比较,对各类主体在稳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完善稳评工作和主体间关系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稳评主体间关系以合作关系为基础,进一步细分为组织协调关系、监督指导关系、责任追究关系等三种形态的子关系类型;（2）主体间＂权力-责任＂格局虽已初步形成,但与其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3）主体间治理模式以＂政府主导型＂为主,公众监督、参与水平亟待加强。

简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简介：识别空气污染的高社会脆弱性地区,查明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这对于降低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提升空气污染防治的效果都至关重要。本文首先提出了面向区域的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概念模型,并据此建立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而以省级行政单元作为分析单位,运用投影追踪聚类模型,识别了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排名前五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本科及以上人口比例＂、＂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儿童（14岁及以下人口）＂和＂城市绿化覆盖率＂。同时,通过集成社会脆弱性指数来探索中国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4年,社会脆弱性指数均值保持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0年,社会脆弱性指数标准差持续上升,2010年后出现下降。在整个研究周期内,全国各省的社会脆弱性经历了普遍偏高至部分好转再至好转局面扩大的变化。社会脆弱性的好转始于东北局部,再扩展至东部沿海,继而向中西部推进。在空间分布上,中部和西部省份的社会脆弱性偏高,北京和上海的社会脆弱性最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水平居中。

简介：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两大传统。本论文通过文献调研、人物访谈和非参与观察等方法,对人文地理学传统的典型机构科罗拉多大学自然灾害中心做了个案研究。透过＂人类生态学＂理念分析出了灾害研究的实用主义哲学底色。基于价值观念、制度安排、组织设计、物质基础等＂体制化＂维度,细致梳理了自然灾害中心的奠基、使命、演化及影响。最后,从后常规科学观的视角批判性地审视了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研究这一领域。

简介：基层应急管理体制下延与能力提升是解决我国部分地区基层应急管理“空壳”化运转困境的基本战略，然而地方政府面临着改革创新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需要充分利用现存资源降低改革成本，从制度、理念以及技术层面推动创新。社会管理网格化为路径的公共服务改革将为应急管理体制创新提供借鉴。本文聚焦基层政府应急管理体制创新的网格化管理路径的可能与可为问题。应急管理全过程、全主体、全方位的发展趋势与主流公共服务改革存在理论协同性，网格化管理模式作为公共服务改革创新的重要典范，将提升基层应急管理改革可行性及效果。本文最后从基层应急体制建设理念、整合方式、制度支撑以及创新协同角度对网络化改革路径在基层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中的实施提出政策建议。

简介：校园欺凌事件中受欺凌者具有显著特征,针对这些特征进行防治将会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对广东省校园欺凌状况的实证调查样本及广东省校园欺凌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将广东省受欺凌者的特征与现有研究成果归纳的受欺凌特征进行对比验证,发现欺凌事件中个人、家庭以及学校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对个体受欺凌情况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广东省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存在受欺凌比例较高、受欺凌危害程度相对较低、网络欺凌渐成趋势等特点,基于此,校园欺凌可以从受欺凌者的角度来加强防治,进一步加强学生自身的反校园欺凌思想及能力建设、强化学校对受欺凌学生关爱与侵害预防管理、完善受欺凌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机制、建立并完善受欺凌学生家校交流制度及发挥政府校园欺凌防治职能等。

简介：本文通过对3777名中小学在校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我国现阶段的校园欺凌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绝大多数欺凌者同时也是被欺凌者;校园欺凌形式中语言欺凌是主要形式,而关系欺凌最具重复性;校园欺凌行为的参与者表现为明显低龄化与性别差异化的特点,男生参与校园欺凌行为的概率要显著高于女生;中部地区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率最高;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是学校,且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把隐瞒事实作为第一选择。相关性分析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少旷课、少玩网络游戏、较开明的教育方式、与同伴相处融洽、不结交帮派朋友可以降低校园欺凌的风险;父母关系紧张、专制型教育方式、亲子关系不融洽、家庭结构不完整、师生关系差、与同伴的关系较差、欺凌环境恶劣是校园欺凌的风险性因素。校园欺凌风险防控应该以学校为核心,学生、家长、教师形成反校园欺凌联盟,社会与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监管互动,构筑反校园欺凌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