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必须在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先导,要以创新的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协调的理念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绿色的理念破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开放的理念奉行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共享的理念着力打造全体人民的民生幸福。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要以创新的理念形成破解改革难题的新举措,协调的理念推进改革各项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绿色的理念疏通改革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开放的理念营造透明、公正的改革氛围,共享的理念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和民生工程。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要以创新的理念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协调的理念营造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步提升的法治保障,绿色的理念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开放的理念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共享的理念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石,要以创新的理念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协调的理念处理好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绿色的理念推动党内形成健康有序、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放的理念吸取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共享的理念保障党内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简介:《巴师夏和凯里》手稿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马克思承继他之前特别是在《哲学的贫困》中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史观。这一手稿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四种主要倾向作了阐述,这是对《哲学的贫困》提出的三种“学派”区分的深化。这一手稿揭示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经济学发展的“一个例外”,即以巴师夏和凯里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倾向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版的编译者认为,这一手稿“第一次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在对这一中肯的评价的理解中,要注意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之后“结束”,并不是全面地转化为“庸俗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说或“学派”;庸俗经济学作为“一个例外”,就在于对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者经济学的同时抨击和诋毁上。
简介: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包含哲学智慧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集中体现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动力等方面。具体而言,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顶层设计,是邓小平在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相结合、历史眼光与世界眼光相统一、以实际为出发点的真理性与以人民利益为追求的价值性相一致的基础上,率先对时代主题作出新的判断,对中国具体国情作出了清醒的认识。从社会发展战略上看,'三步走'发展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过程性与阶段性以及社会发展的重点论与两点论的有机统一。从发展动力上看,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直接动力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顶层设计,它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自发动力和解决基本矛盾的自觉动力'的有机统一,改革动力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前进性与曲折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的动力与物的动力'的有机统一。
简介:在《巴师夏和凯里》手稿的“前言”中,马克思打算通过对巴师夏和凯里经济思想的批判,以经济思想史的论述为主线,展开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阐述。马克思承继他之前对经济思想“学派”“流派”研究的基本观点,从历史的、社会的和方法的多视角上梳理和厘清经济学的纷繁复杂的“学派”“流派”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揭示了以巴师夏和凯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把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当作谬误加以抨击和以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为对立面的特定内涵。马克思对凯里关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关系论述的错误观点作了批判,对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论题研究的主要论题作了阐释,对巴师夏和凯里经济学理论作了比较研究,从“民族环境”上对国家论题研究的方法论要义作了阐释。
简介: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的历史定位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历史独特性以及邓小平在这一伟大历史事业中的独特作用。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是党内公认的“辩证法大师”,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作过长期思考和探索,对一些重要问题有独到见解。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他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小康社会目标和“三步走”的发展步骤;作出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到科教兴国战略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重点设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主张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途径及步骤设计;等等。这些基本且基础性的设计,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简介:本文关注了德国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布鲁诺·陶特(BrunoTaut)在一战及其后一段时间里富于远见性的艺术行为。陶特发展了一系列新建筑类型,它们并非仅仅是一种对新建筑或新都市主义的想象,而是一种生产乌托邦式'新人类'的完整空间计划的概要。他平衡了现代都市和工业城市的高度组织性、空间性,日常经验中建造和功能在布置上的一体性,以及现代都市无秩序、未规划的扩张,还艺术性地预示了被异化和分隔的城市与乡村的再联合,并最终拉近了所有那些被分隔开的个体人、自然、宇宙。最后,作者思考了一种更宏大的外在语境条件,它支撑了这种表现主义的建筑乌托邦,并导致陶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突然完全放弃这一主张并转而支持更为冷峻、功能主义的建筑方案,直到其去世。
简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对于为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个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较少论及,在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中也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暴力论'三章中,则通过分析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地位、暴力工具对经济状况的依赖、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批判了杜林关于'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阐明了只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能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